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回顾与评论

内容摘要：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布迪厄;场域;惯习;文化资本;实践逻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春影，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石中英，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教育研究领域，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影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步介绍阶段(1979-2001年)、广泛探讨阶段(2002-2009年)以及深入探讨阶段(2010-2017年)。这些阶段的形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从具体的理论内容来说，布迪厄的“场域”“惯习”“文化资本”以及“实践”等四个概念及相关理论表述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最大，被广泛运用于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教师教育到课程研究、从教育改革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学术领域。整体来看，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已经成为近40年来影响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尤其是对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影响巨大。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在接受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影响时还主要停留在介绍和选择性利用的阶段，整体理解和把握不够，立足于中国立场进行的质疑批判更不够。就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而言，虽然有中国教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但还没有被充分地重视，也没有动摇中国教育研究的惯习、体制和评价行为。

　　关 键 词：布迪厄 场域 惯习 文化资本 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8)08-0038-10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①，最初是在文学界引起兴趣和讨论，而文学研究者较为关注他对文艺趣味与社会等级关系的论述[1]。大约20年后，随着公平问题成为国家政策和社会公众关注的优先问题，布迪厄的著作和理论开始在教育领域产生多方面影响，尤其是布迪厄对教育问题的独特视角和分析框架在中国教育诸多议题的讨论中得到积极应用，成为21世纪以来影响中国教育研究最重要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回顾并分析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影响的历程和关键领域，既有利于了解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利于管窥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近20年来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分析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在进入中国教育研究领域后所产生的一些反应。

　　一、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和教育主张概述

　　众所周知，布迪厄是法国当代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

　　布迪厄所处年代，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法国学术圈中分庭抗礼，前者强调结构的力量，后者则突出个体独特性。布迪厄力求突破此种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以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为工具，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和命题，希望能够克服这样的二元对立[2]。从学术史来看，他的学术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人类学阶段，此一阶段布迪厄的研究着重于对阿尔及利亚农民的生活进行人类学研究，体现的是类似结构主义的思路；其次是实践理论阶段，此时布迪厄的研究已经超越前一阶段的结构主义色彩，强调实践自身的逻辑；最后是符号权力理论与反思社会学阶段，这一阶段布迪厄主要关注语言与权力的关系、实践理论与反思社会学的联系，是布迪厄对其本人所处学术界进行的反思性与实证性研究[3]。在第二、第三阶段，布迪厄基于场域、惯习、实践等社会学概念，尤其是“惯习”概念的提出，试图修正早期思想中的结构主义色彩，打破人们对其机械决定论立场的误解。正如他自己在回答“惯习”对于个体行动者是否具有决定作用的质疑时所说：“与某些人的理解相反，惯习不是宿命。由于惯习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久不变的。”[4]

　　与涂尔干、福柯等法国思想家一样，布迪厄在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到“教育”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与他早期的受教育经历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布迪厄在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认识到自身惯习同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术场域所要求的惯习之间的结构性差距，随后的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又促使他开始质疑当时学者“超然于所研究对象”的特权。这些早期受教育和研究的经历促使他从哲学思辨转向详实的实地考察与经验研究。他曾对法国学校教育体系进行全面考察并就此撰写多部著作及论文，深入分析教育在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

　　布迪厄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以下简称“《继承人》”)(1964年)、《再生产：教育、社会和文化》(以下简称“《再生产》”)(1970年)、《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以下简称“《国家精英》”)(1989年)。《继承人》由邢克超于2002年翻译出版，《再生产》于同年翻译出版，《国家精英》则在2004年由杨亚平翻译出版。《继承人》主要依据布迪厄及其团队在欧洲社会学中心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反映不同阶层在教育体系面前的不平等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批评传统上用“天资”来解释教育及社会不平等产生根源的错误认识；《再生产》一书指出学校表面看来作为完全中立的机构取代了特权阶级，实际上学校比任何时候都更成功地掩盖着它所完成的保存阶级关系的功能。相比于《继承人》，《再生产》更加系统地依据文化资本理论阐释了文化再生产的秘密；在《国家精英》中，布迪厄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名牌大学场域与权力场域及二者的变化，论述了文化再生产的具体策略，使其文化资本理论体系更加成熟。布迪厄此三部作品中的社会学思想对教育研究领域有极大的贡献，一方面体现了布迪厄的社会学思想是以教育问题为研究起点和核心揭示整体社会运作的机制，另一方面对于反思当今教育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范式。

　　二、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影响的文献分析

　　为帮助读者了解近40年来布迪厄理论在中国教育界的传播和研究情况，笔者以中国知网所提供的学术文献为分析对象，以“布迪厄”为主题检索条件，至2017年，共筛选出304篇教育研究领域的文献，所得文献的关键词分布以“场域”“文化资本”所占比例最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教育学界对布迪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所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的探讨。为进一步增加样本数量，笔者在关键系检索词中加入“文化资本”与“场域”，共获得1027篇教育类文献，发表时间跨度从1979年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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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21 16: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