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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时间:2019-05-07  点击:1073


       

刘婷婷

摘要:华裔女性作为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边缘女性,在中美文化差异之下,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和生存选择。而在美国长大的子辈与曾经在中国成长和生活过的母辈,这两代华裔女性之间的复杂而纠缠不清的伦理关系正是其困境的突出表现。本文旨在从伦理意识,伦理身份以及伦理选择三个方面阐释母辈与子辈在文化冲突与夹缝中生存的困境,而经过了母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后,实现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对彼此的理解与接纳。

关键词:母女关系;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有关《喜福会》的解读,众多学者从文化身份、女性主义、后殖民视角以及文化差异的视角进行了阐释。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问题虽有论述,但没有重视从母女关系伦理探讨母女之间从伦理冲突到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的整个过程为我们带来的伦理思考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伦理价值。本文将探讨《喜福会》中吴宿愿等四位母亲与吴菁妹等四位女儿两代人之间母女伦理关系中的交往障碍,并尝试探究造成伦理关系错位的深层原因以及最终的正确伦理选择如何实现。聂珍钊先生认为:“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则。伦理来源于生活。它关涉人的存在原则及其生存关系,是对人之行为、品性以及制度的系统化反射。伦理的基本问题乃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①母女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形态,在个体成长阶段,孩子与母亲所建立的亲密关系是其日后对待客观事物以及看待自己的重要基础。因此,解决母女关系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并找到正确的伦理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母女关系中中美伦理观念的对立

“西方哲学反思的伦理观,即认为伦理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方式,诚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②西方哲学建立在理性的自我反思之上,因而美国的伦理观念也深受理性哲学的影响,更加看重理性分析和反思对于生活的意义。而中国的伦理观念则是建立在秩序和道德之上的,强调孝顺和等级辈分差异,重视人际关系和氏族血緣的纽带。

(一)家长权威意识与反抗权威背后的自我意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母是子女最大的靠山,也是能够主宰子女命运的人,因为以传统的等级辈分这一在社会、家庭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标准来看,父母的权威远远高于子女对于自由的追求。《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因为逃难等原因离开中国,往事不堪回首,她们对离开故土惴惴不安,却又对新生活充满希望。而到了美国之后,她们才发现自身所坚持的伦理意识与美国的主流伦理意识存在着对立和矛盾,而这种矛盾在母女关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将“孝”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在战国末期,韩非子曾提出“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提倡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观。到了汉代,由于“三纲五常”的提出,家庭伦理观发展到了“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父要子亡,子不可以不亡”这一提倡孝道的新高度。家长惩治子女的过错是无可厚非的,子女应对父母恭敬侍奉,违抗父母的命令则会被视为不孝。这种传统伦理观念在《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对待女儿的方式和态度上可见一斑。江林多与女儿韦弗里·江的相处模式是强制灌输与被动接受的关系,这是很多传统中国家庭的教育模式。她的母亲江林多甚至把女儿下棋拿奖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这令在美国成长的韦弗里非常反感。然而,江林多对于韦弗里的反感态度采取的是更加猛烈的无视和听之任之,这正是传统孝道思想在她的头脑中造成的映射。因此,韦弗里一气之下的罢棋决定在江林多眼里是非常忤逆、不孝的决定,她也在气愤之下不再如从前那般逼女儿拿到好成绩。在中国伦理观念的指导之下,江林多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意志终究没能够战胜需调整自己心态、观念以支持女儿棋艺精进的理性意志。

(二)由男性主导的婚姻意识与抵制控制的自由意识

在中国伦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母亲们持有婚姻由男性主导的观点。罗丝·许·乔丹的母亲许安梅在幼年时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外婆和舅舅拒之门外,原因是她的母亲丧夫之后嫁给了吴庆做妾。在他们眼中,寡妇嫁人做妾的行为是不贞洁的体现,严重败坏了家族的名声。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三从四德”、伦理纲常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女性的自我意识渐渐淡化,婚姻中的话语中心也渐渐转移到男性身上,以致母亲们形成一种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伦理意识。许安梅的母亲在吴家的地位很低,吴庆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男人。由于生育男孩是有功劳的事,安梅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整日被二姨太抱在怀里成了她的儿子。许安梅亲眼目睹了母亲最终不堪身心重负,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哀的命运。有着这样经历的许安梅带着内心的创痛,在美国也成为了一位母亲。可是,她的女儿罗丝的婚姻却面临着破裂,而这种破裂也和许安梅给她灌输的伦理意识有着很大的联系。“她说,如果我听她的,以后我也能像她一样洞悉事物。真理都源自某个超越一切的地方,高高在上。如果我不听她的,就会变得耳根子软,轻信他人,而别人的话终归是靠不住的,因为那些话发自他们心底私欲所在,是与我不搭界的地方。”③许安梅以她作为母亲的威严来使自己的女儿对她的话言听计从,不止如此,还以种种可能出现的恶果来威胁她。

许罗斯自小对母亲的仰视与服从使她面对婚姻问题时没有自己坚定的立场。面临婚姻危机之时,罗丝渐渐意识到自己过于顺从的性格导致了自己的婚姻破裂。她不想向亲手培养了她这种性格的母亲寻求慰藉,也不想和她聊自己的婚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她选择和心理医生倾诉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主流与边缘对立下的伦理困境

“伦理实际上是一定民族群体所创造的凝结着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系统的一种生活方式。”⑤在美国文化环境之下,华裔的文化背景和伦理观念会导致她们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一)原生文化中母辈的伦理创伤

移民到美国的母亲们在中国都有各自的悲惨经历,她们不止承受了生活加诸身上的不幸,更遭受了战争、子女的突然离散、去世以及妊娠的突然终止对她们的巨大打击。精神和身体的极度痛苦、母与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从亲密温暖到天人永隔造成了她们长时间走不出这样的创伤记忆。“创伤是精神分析学术语,指一个人的心灵在未能预知的情况下突然受到高度刺激,无法用正常的方法适应,从而使心灵受到长久的困扰。”⑥吴宿愿的丈夫是国民党长官,她带着双胞胎女儿在逃亡桂林寻找丈夫的路上,饱经磨难,死里逃生,却从此与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失散。吴宿愿把对另两个女儿的思念和期待也强加在了吴菁妹身上,创伤记忆的反复性闯入使她更加限制了菁妹的人生选择。不但自己决定女儿的爱好和学习兴趣,而且在女儿的每一步关键选择上都进行干涉。

许安梅幼年时曾经受极度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她的母亲回家探望却不被家里人欢迎,在争吵之际,许安梅面前的一大锅热汤被打翻到她的身上,重度烫伤险些没要了她的命。她后来不顾外婆和舅舅的反对,跟随母亲去了吴家生活,幼年时即目睹了母亲在吴家做妾时的境遇,而后母亲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杀结束这样的生活。许安梅亲身经历了从母亲受折磨到自杀死去的整个过程。

江林多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做了黄家的童养媳,在黄家得到的是丫鬟的待遇。她的婆婆黄太太对她不满就随意打骂,又逼她与儿子成婚后圆房。而莹映·圣克莱尔被丈夫无情地抛弃和背叛,为了报复丈夫而亲手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这一行为并没有真正达到报复丈夫的目的,反而对她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这一自残行为影射出男性对待婚姻的不忠对女性形成了巨大的感情伤害,以致其不能够理智做出选择而严重伤害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吴宿愿组建喜福会的想法源起于在桂林发生战争期间团聚弱势女性群体以减轻焦虑和恐惧。这一想法被她带到美国,延续了从前的抱团取暖的传统,实际上是对吴宿愿等人在美国新环境中生活并不如意的一种象征,也表现出她们在主流文化之下的边缘地位。

(二)新居文化中子辈的伦理困惑

韦弗里的母亲江林多是一位擅长烹饪的妇女。这位母亲以烹饪作为表达关爱、体现尊严以及展示权威的手段。因此,韦弗里想利用母亲的这一特点使男朋友里奇赢得母亲的认可。只是没想到在品尝母亲烹饪成果的餐桌上,里奇的表现与中国人谦虚谨慎的风格完全不同。韦弗利的这位美国男友并没有以容纳和理解的眼光来看待韦弗利的父母,他完全没有试图适应中国风格的餐桌习俗,而是把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用餐习惯展现的淋漓尽致。韦弗里夹在父母与里奇中间,她懂得父母向来的做派,所以对里奇的表现大跌眼镜。典型的表现就是里奇不懂韦弗里母亲的“中国式谦虚”,母亲说自己的拿手好菜太难吃了,不够咸,没有入味,其实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使各位纷纷品尝,而后夸赞她的厨艺。不想里奇却“在母亲惊愕的目光注视下,里奇往盘子里猛加了好多又黑又咸的酱油。”⑦因此,韦弗里身为华裔后代,她不能够完全预料出里奇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餐桌上的实际表现,她只知道里奇的实际表现是她的母亲所不能接受的。文化的差异使韦弗利的两方亲密关系存在鸿沟,她夹在中间痛苦至极。

莹映·圣克莱尔的迷信使女儿丽娜的生活笼罩上了阴影,她的母亲从前的悲惨经历不曾从记忆中消失,而这种痛苦也传递给了丽娜。幼年时,她的母亲给她灌输了很多人性之恶对她可能造成的威胁,给她的童年笼罩上了浓重的陰影。“从那以后,我开始看到自己周围可怕的东西。我是用自己遗传自母亲的中国式眼光看到这些东西的。我在沙坑里挖了个洞,然后能看到那个洞下面群魔乱舞。我看到闪电长了眼睛,四处搜寻它想要击倒的小孩。”⑧丽娜的母亲圣克莱尔·莹莹相信因果循环,现世报应,有着典型的“中国式迷信”。她曾跟丽娜讲过她的父亲曾把一个乞丐处以极刑,后来那个人变作厉鬼向他索命,在那之后一个星期就去世了。她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和前一段不幸的婚姻也归咎于因果报应、“唇亡齿寒”。丽娜时常被母亲以嫁给一个坏男人的可能来威胁,因此不得不听从母亲的吩咐。

三、华裔女性的伦理选择

(一)从拒绝到接受

吴菁妹的母亲去世后,吴菁妹在替代她在喜福会上的位置时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母亲,她的说法使得在场的几位母亲都感到不可思议,但菁妹说出了自己作为华裔女儿的心声。菁妹的这一表达也是面对内心的真实想法,她选择表达出来,就表示她开始愿意去了解母亲而不再如从前一般固执己见。母亲与女儿之间的母女关系中涉及到复杂的伦理选择,即面对年龄和文化的极大鸿沟,母女选择彼此接纳、互相理解还是针锋相对、心怀隔阂。因此,进行怎样的伦理选择对于母女之间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当吴菁妹坐上飞机飞往中国时,她感受到了自己身体里流着中国血液,她意识到了自己从前从未接受却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她的人生中,很多次都在以自己的主体权力抗衡着母亲所传递给她的中国伦理意识和伦理身份。而在与姐姐相见、相拥而泣的一刻,她经历了正确的伦理选择,也就是接纳自己作为华裔女儿的身份,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

(二)从心门紧锁到敞开心扉

韦弗里少年时是一个下棋天才,她的母亲也常向别人炫耀自己女儿的下棋天赋和优秀战绩,这正是很多中国家长习以为常的事,但在韦弗里眼中,这样的行为令她非常反感。她曾经以放弃比赛要挟母亲不再把自己当做炫耀的资本,不想母亲却真的没有搭理她,她也没能参加那次重要的锦标赛。而后,韦弗里下棋时再也没有母亲在一旁指指点点了,母亲对她下棋也不再说什么。没有了母亲的支持,韦弗里总是担心自己失去了下棋的天赋,因而屡战屡败,并决定不再下棋。可见,即使韦弗里不喜欢母亲拿她的成绩炫耀,然而母亲这一强大后盾必不可少,她希望母亲以平等和独立的姿态和自己相处。因此,母女之间存在的文化障碍和理解鸿沟应该得到妥善解决。

在母女沟通中,始终存在着障碍和误解,江林多自以为以权威对女儿实行“管教”和“约束”正是自己表达关爱和宣示自己作为母亲的特权,而在韦弗里看来,母亲的这种方式对于在美国伦理环境中长大的她来说是很残忍而且不近人情的。紧张的母女关系不止曾造成韦弗里棋艺事业的失败,也波及了韦弗里的情感生活。当她发现母亲对自己的新男友里奇感到不满意时,她料想母亲很有可能会拒绝同意他们的婚事。因此,在她对母亲的否认和质疑感到绝望之时,她带着愤怒和一丝勇敢的真诚去找母亲沟通,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

看见睡眠中母亲与平日里彰显威力时大不相同的慈祥面容,韦弗里为自己平日对待母亲的强悍以及和母亲的争执不快流下了委屈和悔恨的泪水。母亲看见后也以多年未曾叫她的昵称“妹妹”称她,语气焦急,以为她遇到了很难办的事情。“短短数秒之间,我心里似乎经历了五味杂陈的变化:由恼怒她的强硬到惊诧于她的天真,接着又为她的脆弱无助深感恐惧。现在我只觉得自己周身麻木,异常软弱,仿佛有人拔掉了我的电源,以致全身畅行的电路骤然而止。”⑨紧张的母女关系已经发展到这步田地,母女之间隔阂太深才会导致女儿对母亲的猜疑。问题已经发展到了不可不解决的程度。

“唉,她的强硬!她的柔弱!简直要将我撕裂了,理智和情感各向一方。我跟她并肩坐在沙发上,有种两败俱伤的感觉。”⑩在“两败俱伤”之后,女儿韦弗里对母亲的心结彻底解开了。韦弗里在经历了正确的伦理选择之后,修复了与母亲原本紧张的关系,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婚姻期望。

四、结语

《喜福会》中的三位母亲联合起来为吴菁妹筹集去中国见双胞胎姐姐的旅费,完成菁妹的母亲吴宿愿生前的最大心愿。体现出在美国文化伦理环境下,边缘女性组成联盟的温暖力量,给予了吴菁妹莫大的鼓舞。中美伦理意识的冲突导致了母女关系的紧张,通过女儿们做出的正确伦理选择,母女关系从隔阂走向融洽,母女相互尊重、理解并采取平和沟通的相处的方式对于女儿们的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毕竟,女儿应该将自己的人生建立在母亲的引导基础之上。华裔的伦理意识时时刻刻存在于她们的家庭中,她们必须正视这种自己与母亲的伦理意识差异并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才能够实现与母亲以及母亲背后的伦理价值体系的和解。

注释:

①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②肖群忠.论中国伦理的文化根基与诠释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 (5).

③④⑦⑧⑨⑩谭恩美.喜福会 李军,章力译[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204页,151页,195页,102页,198页,199页.

⑤⑥都岚岚.此心安处是吾乡:论《家》的创伤叙事与伦理取向[J].当代外国文学,2016 (4).

参考文献:

[1]付爽.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视角下《喜福会》的母女关系解读[J].运动-休闲(下半月),2018 (11):47-48+53.

[2]李萍.创伤理论视阈下《喜福会》中的女性成长解析[J]. 山东工会论坛,2017,23 (05):95-98.

[3]Ben Xu,Memory and the Ethic Self:Reading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MELUS,Vol.19,No.1,Varieties of Ethnic Criticism(Spring,1994),pp.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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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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