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谈伍尔夫的女性写作

摘? 要：伍尔夫作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终身致力于女性写作，坚持从女性视角关照世界，大胆探索两性关系，她的“房间”理论、“双性同体”理想为同时代和后世指明了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伍尔夫 ;女性写作; 双性同体

作者简介：

赵若纯（1974-），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副教授，研究生，单位：济南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5--02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女作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她的小说创作实践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她的文艺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意识流小说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在英国对伍尔夫的评价一直偏低，从70年代起，学者们却突发了对她的兴趣，对她的相貌、癖性、爱好、私生活甚至她的“发疯”都有人进行专题研究。伍尔夫已经成为文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伍尔夫一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雅各布的房间》《海浪》《岁月》《幕间》等，以及大量的文艺理论著述，当然还有代表着她独特两性观的女性文学作品，如《一个人的房间》《到灯塔去》《达洛卫夫人》《奥兰多》等。

《一个人的房间》发表于1923年，被称为二十世纪女权主义思想的里程碑。

其文学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伍尔夫认为女性要实现独立的条件是经济的独立和生存空间的独立。在20世纪初期，男性在英国。而由于女性社会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女性则长期在家担任家庭主妇，因而社会地位低下。伍尔夫认为，要想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就必须走向社会，寻找工作机会，实现经济独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还可以争取生存空间的独立。比如具体到一位女性要成为独立撰稿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1]

从伍尔夫的生活经历来看，伍尔夫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原因之一在于她拥有一个独立创作的空间，这个空间还容纳了与她志同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这为伍尔夫发挥个人才能和兼收并蓄他人思想都建立了基础。从精神空间的构建方面来看，伍尔夫认为女性首先要摒弃依附男性的传统思想，强化女性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包括自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和自审意识。”[3]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最主要的是女性要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教育权利。在父权统治下的社会中，女性因为受教育的机会缺失，在经济上要依赖男性才能得以生存，所以没有独立的人格。伍尔夫的“房间”理论表明了她对女性的经济地位、受教育机会和生存质量的关注。

其次，伍尔夫是第一位在女性文学中提出“双性同体”这一概念的作家，并在她的生活和创作中真切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她在《一个人的房间》中就这样写道：“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2]

在伍尔夫看来，女性解放是实现女性和男性的和谐发展，既不是男性压制女性，也不是女性压制男性，而是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缩小性别差异，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建立平等合作意识，共同实现自我价值。

《到灯塔去》（1927）这部作品更加完美地体现了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小说以6岁的詹姆斯提出要到附近的小岛看灯塔开篇，以若干年后终于到达灯塔收尾。全书分为三部分。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窗”中，詹姆斯看到远方美丽的灯塔之光，萌发了到小岛看灯塔的愿望。母亲拉姆齐夫人答复：如果第二天天气好，就带他去。而拉姆齐先生却令人扫兴地断言，明天天气不好，去不成灯塔，由此展开了争论和冲突。结果，还是由于天气原因，没有去成。这一时期的女画家莉丽觉得世间“最糟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极端虚伪的” ，对两性关系的消极看法使她人到中年仍孑然一身。在第二部分“歲月流逝”中，拉姆齐夫人及长女先后离世，长子也牺牲在战场上。10年后，莉丽重新审视两性世界，内心不再偏激。在小说的第三部分“灯塔”中，拉姆齐先生带领儿子詹姆斯和女儿凯姆最终实现了夙愿，到达了灯塔，这使詹姆斯对人生和真实有所领悟。来做客的莉丽想起拉姆齐太太，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一举完成了多年前一直不能完成的绘画。

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赋予灯塔以丰富的生命意义，探讨了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以及两性关系等问题。伍尔夫试图表明人生的真谛在于：男性和女性和谐共处、互相发展，构建一种男女两性人格独立、共同促进的理想生活。对于人生意义的探讨，伍尔夫并非第一个，然而以往的哲学家、文学家大都把关注点放在男女两性的对立争斗上。以“男女交融汇合”的方式创造两性的大同世界这一观点，是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率先提出的。作品还提出了男女的异质因素，

比如女性偏于形象思维，男性偏于抽象思维;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控制力和制品性;女性比男性更具同情心、更愿意表达情绪;男性比女性攻击性更强、偏执性更强。即便男女双方有如此多的不同，也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帮助，“共同注视同一事物，比如灯塔”才能使他们团结一致，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达到永恒的境地。

作品中的拉姆齐太太是一个兼具女性的阴柔之美和男性的阳刚之气的“双性精神”的人物。一方面，她容光焕发，处事周全，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些特质使她成为抚慰孩子、鼓励丈夫的贤妻良母，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殷勤主妇，她是沟通家人感情的纽带。伍尔夫一反一般小说中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固定模式，把她描绘成丈夫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拉姆齐先生时时需要妻子来肯定他的能力，他发现自己一分一秒都不能没有她，有时甚至向妻子看上一眼就觉得信心倍增。每当丈夫事业受挫时，她的鼓励和抚慰使丈夫重新获得能量和勇气。

虽然伍尔夫也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差异，但她更渴望两性心灵的和谐和平衡。在作者笔下，拉姆齐夫妇代表了截然不同厄生活理念。拉姆齐先生性格孤僻、处事刻板，拉姆齐太太则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是家庭成员之间传递感情和稳固关系的纽带。她不断在生活中寻求与外界真理建立联系的途径。拉姆齐太太才能够在海上闪烁的灯塔上看到了生活的光明和目标。在她眼里，灯塔的光芒象征着“生活的胜利”以及平静、安宁和永恒。她相信人类可以超越自我，同时获得一种与宇宙之间精神上的联系。“显然，伍尔夫通过拉姆齐夫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与形象揭示了客观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并试图为二者寻找一条和谐与统一的途径。”[4]

那么，伍尔夫为什么会形成“双性同体”的两性观，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女权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女权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使女性和男性处于对立状态。如认为男性压迫女性是最深重的压迫，妇女的解放斗争必须直接针对男人的统治，并将所有的女性成为“受害者”，把所有的男性称为“压迫者”，视男性为女性解放的对立物，认定男人就是女人的敌人。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深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男女两性的准确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她们最终认识到，女性解放是实现女性、男性、社会的和谐发展，女性解放与男性有密切关系。女性解放包括两性和谐发展，即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建立平等意识，使男性和女性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共同实现自我价值。伍尔夫不是鼓吹极端女权主义的斗士，因而她能够接受这种较为科学的两性观，认为最为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两性融合”的，即超越性别。

二、对文学前辈的精神继承。首先是19世纪初“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影响。1832年柯勒律治在其《席间文谈》中提出“伟大的思想应该是双性同体的”。在《一个人的房间》最后一章中，伍尔夫赞同柯勒律治的观点，相信作家创造性的心灵应该同时兼备男女两性的特征。其次，英国女性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其结局都体现出男女相处、共同发展的理念。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兩人最后误会消除，发现彼此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于是走进幸福婚姻。在《简·爱》中简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的结合，简·爱身上既有女性的温顺善良，又有男性的勇敢坚定，换句话说女性气质和男性品格同时呈现在她的人格结构中。这些文学前辈作品中渗透出的“两性和谐发展”的精神实质对伍尔夫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作家的个人情感体验。伍尔夫一生饱受疾病之苦，幸而有她的丈夫伦纳德在旁信心照料。就连开始尝试创作小说，也是在丈夫的鼓励下进行的。难怪她给丈夫留下这样的遗书：“ … …你已经给了我可能的最大的幸福。已经没人能像你这样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 ……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5]正是她自己多年来与丈夫的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美满的两性关系，使她意识到男性与女性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总之，伍尔夫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写作鼓励广大女性恢复主体意识，自觉、自信、勇敢地进入与男性平等的社会角色，女性要充分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从而构建健全的两性文化。伍尔夫犹如一位忠实的灯塔守望者，为同时代和后世指明了促进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芙随笔全集（ 第二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88页。

[2]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芙随笔全集（ 第二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3]张广利：《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4]李维屏：《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5]昆汀·贝尔，萧易译：《伍尔夫传》，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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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