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断裂之外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世仰望者众多。事实上，这幅画的灵魂，凡人无法触摸。如果非要靠近，摸到的，可能是一把火。

1650年，宜兴收藏家吴洪裕制造的一场火，缔造了一个名为“断裂”的传奇。吴洪裕老人太爱这幅画了，哪怕到阴曹地府，也要每天看到这幅画。深刻的爱，往往带有很深的执着成分，也就是以爱的名义去伤害。多亏他的侄子是个相当理性和有勇气的人，从火堆里将之抢救回来。从此，断裂的两段图画，《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分头铺展自己命运的地图。直到2011年，杭州、台北，两段名作破镜重圆，两岸人热泪涌动，山海欢呼。

如今，杭州城之北的富阳、桐庐两地，山川毓秀，江水清碧，游人慕名而来。沿着这个有关断裂与重逢的故事，亲近长卷山水。他们，显然游走在这幅画的灵魂之外。

历史上，也有一些人，他们对笔墨相当敏感。在展开《富春山居图》的瞬间，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热血上涌，感慨“心脾俱畅”。我想关注的，即是这个细节。我想知道，视觉图像怎样进入一个人的大脑，之后触发了神经的振奋，进而令别的器官产生了畅快。通俗地说，他们做到了与黄公望心灵相通，甚至比黄本人更加“激动”。激动的情绪，应该是一种通达，接近本能。本文试着沿“断裂”这一话题之外，回归笔墨之内。

无用

公元1220年，丘处机道长精心挑选了十八名得意弟子，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在八鲁湾行宫觐见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丘处机并不是主动前来，而是被召见的。在成吉思汗眼里，丘处机是手握长生不老药的道教魔术师。此时，“战神”成吉思汗已经年近六十。他悟到，世间的厮杀不足为惧，疆土的扩张并不能给他带来绝对的安全感。最令他在黑夜战栗的，是死神眼里散发的幽秘蓝光。

丘处机不负所望，给成吉思汗开出了三个长生药方：长寿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成吉思汗频频点头，深以为是。虽然四年后，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在同年同月里辞世，但全真教因受一代天骄的推崇而名声大振。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大量全真道士南下发展势力。这一年，黄公望只有两岁，他的名字还不是黄公望，而是陆坚。

在谈及黄公望之前，有一个叫无用的道士需要先行登场。在教派里，他没有多高的名望。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的出场，却影响了中国美术史。如果没有他的恳求，绘画史上就不会有《富春山居图》。

全真道士金志扬的弟子“无用”，原名郑樗，号散木。“无用”是他的字。他是黄公望的同门师弟。名字中的“樗”，义为臭椿。与香椿的美味、讨巧相反，没什么用处的臭椿，自存于山野，无人问津，得以保全自己。

师弟“无用”来到黄公望身边，像是一则寓言。

黄公望的前半生，实在是太渴望“有用”了。追溯一下，小陆坚大约七八岁的时候，过继给寓居常熟的温州籍老人黄乐。此时，黄老的年纪已经有近九十岁了，终于喜得继子，老人忍不住拍手感慨：“黄公望子久矣！”小陆坚因此改名为黄公望，字子久。

被收养后，黄公望背负着老父亲殷切的期望。史书记载，他“幼习神童科”，“天资孤高，少有大志”，天资很出众。按照宋代规定，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者，应试后给予出身并授官。黄公望成长为一个对当朝有用的人，指日可待。

黄公望十一岁那年，南宋亡。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即是一座山。黄公望更不幸，赶上了时代大山的倾颓。生于南宋的他，成为元朝子民。举目四顾，茫茫然前途无望。

元朝的蒙古族统治者是以武力征服天下，将国人分为四等，原南宋统治下的江南人，是四等公民。此外，元朝还废除了科举制度。想要做官，先要做吏。面对逼仄的生存空间，黄公望仍抱持着一线希望，做吏就做吏，他始终寻找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机会。

命运的面孔不仅冰冷，而且狰狞。直到四十多岁，黄公望还是一名书吏。却因上司张闾涉嫌贪污，账目由书吏掌管，黄公望被牵连入狱。入狱那年，他四十七岁。而正在他入狱这年，朝廷突然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开科取士。黄公望的好友——诗人杨载就是在这一年考中进士做了官。可以想见，狱中的黄公望如何捶胸顿足，愤慨命运不公。

黄公望出狱时，已经年近半百了。年龄的原因让他不再血气方刚，命运的作弄，朝代的昏庸，综合起来，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种想法显然淡了。前半生的孜孜以求，如梦幻泡影。泡影碎了，梦醒了。因无所追求，不用再紧绷着一根弦，眼前的日子反而轻松了。

黄公望是在六十一岁那年，和倪瓒一同加入全真教的。名“苦行”，号大痴。师父金月岩是当时江南全真道最有影响力的宗师。此时，元朝废除科举已三十余年，人才济济的江南士流没有进阶途径，而全真教宣扬的“性命双修”“苦己利人”“淡泊寡营”等思想正好迎合失意南人心境。“弃人间事，绝粒轻举，从赤松子游”，黄公望们自在极了。

道士黄公望在苏州设立三教堂，向士人階层宣传全真教义，名下弟子众多，成为高道。此种心迹，都在他的题画诗中：“蓬山半为白云遮，琼树都成绮树华。闻说至人求道远，丹砂原不在天涯。”“春泉??流青玉，晚岫层层障碧云。习静仙居忘日月，不知谁是紫阳君。”

他开始云游生涯，顺便给人算命，赚一口饭吃。卖卜，云游，作画，吹笛子，前半生他认为“无用”的事，此时，被他拾捡起来。修行中的黄公望，心境渐渐超脱世俗。

黄公望的笛子吹得出神入化。目前最权威记载黄公望生平的，是一本叫做《录鬼簿》的书，这不是野史，而是著名的戏剧理论著作，收录了一百多位戏剧家的生平事迹。黄公望虽然不是戏剧家，但他通音律，尤其擅长吹铁笛，因此被录其中。

诗人杨维桢曾描述，“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制小铁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风作水横，舟楫挥舞，鱼龙悲啸也。” 画面极美。清诗人厉鹗也有诗句：“欲借大痴哥铁笛，一声飞入水云宽。”

回到无用。1347年，黄公望已经七十九岁高龄，身体非常康健，下笔气息很足。据无用观察，本来就享有极高画名的师兄，在这个年龄，思想归于空寂，又基于其深厚的学养和道教的修为，正是产生杰作的最佳时期。在黄公望隐居的富阳庙山坞，那间叫做南楼的小书房里，无用恳请师兄为他作画。黄公望欣然应允。

谁知，画了四年的时间，仍旧没有完成的迹象。当然不能催，这跟黄公望的心性有关。这把年纪，他已不会将绘事当作任务来完成，而是享受过程。过程即是笔墨的修行，过程即是气息的吐纳。过程中，他是迈着从容的步伐，在附近的山水中徜徉，找一块石头，坐看云起。兴之所至，画上两笔。慢，且保持气息的连贯，即是一种功夫。

无用的心思相当缜密，看到完成一半的画作，预感到，此画将会传世。他很担心，这幅画被巧取豪夺，所以那日闲来，他请师兄在画上题跋，注明这幅画是归我无用所有。在淡然的黄公望看来，这种想法，实在是“过虑”了，但也笑着提笔。

七年，画作完成。当长卷在道士无用面前铺展开来，作为观者的感受，文字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们只能想象，他个人的情绪，完全是被长卷的气息所震撼和裹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从无用到《无用师卷》，留在绘画史上的名字，意味深长。

大痴

1488年立夏时节，六十二岁的沈周再一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富春山居图》长卷。他太激动了。虽然谈不上失而复得，但毕竟是久别重逢。回想一年前，这幅长卷在他手上丢失的时候，他心痛不已，常常对着案头发出嗟叹。如今，画作又被朋友购得，也算尘埃落定。他深知，画比人长寿。如此佳作，纵然他今天拥有了，也终有阴阳相隔那一天。

眼前，凝视这幅长卷，沈周激动地提笔，要开始题跋了。说些什么呢？他个性谦和温厚，从不凸显自己。此时，他最想表达的，还是对黄公望的崇拜。于是，起笔，讲起了偶像大痴的故事——

大痴黄翁，在胜国时，以山水驰声东南。其博学惜为画所掩。所至三教之人，杂然问难。翁论辩其间，风神竦逸，口若悬河。今观其画，亦可想其标致。墨法笔法，深得董巨之妙。此卷全在巨然风韵中来……

如在目前。根据沈周这段描述，黄公望才情甚高，是智慧的道家论辩者形象。如果不是沈周这段题跋，很多人会误以为，晚年黄公望，已经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了。

“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藤中坐，意态忽忽，人莫测其所谓。又居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波，风雨骤至，虽水怪悲诧，亦不顾。”“尝于月夜孤舟，出西郭门，循山而行，山尽抵湖桥，以长绳系酒于船尾，返舟行于齐女墓下，率绳取瓶，绳断，抚掌大笑，声震山谷，人望之以为神仙云。”这些文字记载，把黄公望说得神乎其神。有人称他黄石公，夜间在山谷中喝酒大笑，颇像道教传说中的仙人。

倪瓒也说“文化大痴黄老子，与人无爱亦无憎”。爱憎的情绪都没有了，完全涤荡了烟火气。

这些说法，都不如沈周的描述更接地气。

回到沈周本人。就在此次题跋的前一年，沈周凭着记忆，背临了这幅长卷。那时是因为心痛，这幅画在他手上被朋友借走，下落不明。他在心上反复琢磨之后，开始背临。痴迷于长卷的他，竟然将自己也画进了富春山水。大痴原作有八人，或渔或樵。而沈周背临的《富春山居图》长卷却有九人。后人猜想，多出来的那一人，正是沈石田自己。他渴望走进大痴的画里。

沈周的心思，很多人都有。丁酉年夏末，我与好友游览富阳庙山坞黄公望隐居处，寻觅大痴当年足迹。竹林深处，人迹罕至。有黄公望纪念馆，正展示其《富春山居图》和沈周背临的长卷，当然是仿品。四周山林幽寂，鸟鸣泉流，山静心空，无所挂碍，竟触及沈周的某种情绪，时间的迷局瞬间被识破，感动不已。黄公望原作，是渴笔枯境，纯粹、超越凡境。而沈周背临的长卷，有江南雨夜的湿润，氤氲人间之暖。

这种暖，正是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的笔墨气质和密码。澄怀味象，造化终究是心源。这种暖，与沈周的个人经历有关。

沈周的祖父沈澄，非常喜欢饮酒吟诗。永乐初年，曾以贤才征召，正要被授以官职，却以生病为借口辞归故里。回到家乡后的沈澄生活十分自在，几乎天天在自己的住所——西庄宴请宾客。在当时的名声甚至可以与元末昆山名士顾瑛相提并论。沈澄很爱赏画，尤爱 “元四家”之一王蒙的画，因收藏王蒙杰作《听雨楼图》，将自己的临溪小楼命名为“听雨楼”，痴心一片。这座小楼成为名人雅士聚会的场所，名声遍传江南。

试想，年幼的沈周一定在母亲或仆人的陪伴下，在听雨楼嬉戏玩耍。少年聪颖的他，也会听祖父或者父辈讲述听雨楼的来历。再长大一点，他便可以展卷，读到王蒙《听雨楼图》的元气磅礴，进而解读他的解索皴和牛毛皴笔法。又想象，在某个深冬之夜，万物萧索，当沈周独自与这幅画对视，联想到画家王蒙的身世和悲惨际遇，不禁眼角微微潮湿……

赵孟頫外孙、浙江湖州人王蒙，早年曾隐居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明朝初年曾任泰安知州。1380年，朱元璋以謀反罪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凡与之有关联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捕，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共三万多人。王蒙曾和一些友人到胡惟庸的府上赏画，因而被牵连入狱，并于1385年死于狱中。

再有，张士诚统治期间，吸引了江南各地一流的诗人、画家来到苏州，浓郁的文艺气息让这些文人才子大放异彩，这让文化底气严重不足的朱元璋特别痛恨。张士诚是朱元璋的劲敌之一。朱元璋登基后，上百名苏州文士遇害，并有数以千计的苏州人被流放。

如此，沈氏三代都没有出仕为官，而是潜心于艺。

想起，我曾被一幅《竹炉山房图》深深吸引，图中意境静气宛然。山水流转，沿着茅草屋蜿蜒而上，碧水修竹，两高士对坐，旋绕四周的竹林，清寂得如绿色的烟雾飘渺，背后又有高山新雨的轮廓，沉静古雅。题跋也美：成化辛卯年初夏，我在毗陵游览，路过竹炉山房，得普照和尚挽留，于竹林深处小酌。谈话间，和尚拿素纸索画，我趁着微微的醉，挑灯戏作此图，供清赏。

该图作者沈贞，正是沈澄的儿子，也就是沈周的伯父。沈贞作品传世极少，但那种清雅意境，流露了内心静笃。

轮到沈周，当时的郡县太守曾多次发文，要推荐沈周做官，他不慌不忙，拿来《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得到一个“遁”卦，卦辞是“嘉遁贞吉”。意思是，该退隐。于是便隐居起来。我猜，这只是他为自己找的借口罢了。

为避喧嚣，他又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住，专门建一处“竹庄”。多年家居读书，吟诗作画，悠游林泉，追求精神自由。他为人品行高洁，唯恐隐藏自己的德才不够幽深。活了八十多岁，可谓善始善终。

沈周一生，命运基本没什么起伏。流水、落花、竹林、山涧，生命的凝思大多围绕自然展开。他安乐于自己的宁静生活，很多文人的无奈与抑郁不得志，在他这里是寻不见的。他笔下吟咏的，是生命本身。

雪后，他在银白的世界里凝思;夜雨里，发出对于生命流逝的抒怀。他常置身“万籁俱寂”的夜之深处，对“时空”的真实性产生追索。他怀着淡淡的忧愁独坐水边，感慨世事无常——有什么能够令时间停滞呢……

沈周也有“痴心”。痴，即是不辨是非的混沌。在苏州，有人模仿他的笔墨，画假画卖。买者找到沈周本人，求鉴定。沈周便说，是真迹，并在画上题跋。沈周的痴，是平民的和善，是厚朴的淳良，是践行“施舍”的处事之道。文徵明因此称他为飘然世外的“神仙中人” 。

与黄公望的“大痴”相比，沈周的“痴”更近于平常。

黄公望的前半生是带着深度的迷惘在奋进，由于用力过猛，受挫后遭遇强烈痛感。当他一头扎进富春江的云雾里去的时候，他已经决定，将整个时代抛弃了。熄灭一切名利心，真正地做了一个痴人。大痴狂态尽出。世人的目光如何，已经全与他无关。大痴只在月下，放纵一笑。

而沈周的日子，要优雅得多。借由家族文化基因，他早年即避开政治漩涡，成为闲居者。生活是时刻展开的纯粹生命体验。沈周一生画了很多山居图，如《吴中山居图》《湖山佳趣图》《庐山高图》，尽管被推崇为画坛领袖，但他始终知道，山外有山。在他的超脱之外，还有更高境界的超脱，名为大痴。所以，当他将自己安放在背临的 《富春山居图》中的时候，是畅怀的，亦是谦卑的。

生机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也即清崇德七年，诞生了两位画坛巨匠——“清四王”之一的王原祁和“清四僧”之一石涛。

王原祁开始习画的时候，显然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理念还未出炉。在王原祁看来，山水画的草稿是用不着到野外去“搜”的，现成的参照很多。比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大痴已经将自然山水提纯为笔墨符号，这里面可探究的奥秘永不枯竭。再比如董其昌的山水，还有他祖父王时敏的画，这些别人难得一见的真迹，在他家里俯拾皆是。

“清四王”之一的王时敏也是黄公望的崇拜者。他将孙子捧作掌上明珠，每日悉心教导，亲自教他将仿古画作为学画的第一步，并且预言了他的成就，“是子业必出我右”。

立志当好画家的王原祁初入道时，对黄公望的无功用之美和散淡作风感到无可奈何。他既无法对大痴的悟道艰辛产生共鸣，也很难体会其笔墨和气韵之间的关联，因为两者都需要相当的阅历。幸好，祖父给了他相当大的信心。

祖父谆谆教诲：绘画自六朝开始就注重的气韵，以及宋元以来难以言传的士气，其实并不玄奥，都可以通过笔墨之“法”来实现。绘画，完全可以排除个人意气，与情绪，情感绝缘。没有什么是脱离“法”的，只要能总结出绘画的“法”，就能画出高格调的画。

听罢，仿佛一条坦途在王原祁面前铺展开来，成功指日可待。前进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其用功的程度。

王时敏的这种绘画理论，直接来源于老师董其昌。

时光回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十二岁的董其昌得到《富春山居图》，当山水长卷在面前展开的时候，他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他兴奋极了，每次展阅，董玄宰心脾俱畅。一日观瞻，便是享一日的清福。

他认为，黄公望的画，跃动着明媚的生机。能画出这种画的人，必定长寿。董其昌对养生术有执念。黄公望活了八十二岁，这是最让董其昌服膺的。他分析说，黄公望在富春江一带隐居，以烟云为供，吸收了天地真气，所以笔下才有这样的灵秀和隽永。继而，他又总结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

在董其昌看来，黄公望是完全掌握了画道的人，能够做到“宇宙在乎手”。但想想黄公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实在是太辛苦，且是不可复制。那如何能画出大痴那般意境超脱的画呢？

靠着参悟佛理，董其昌认为，天地间一切都有“法”可循可依，没有什么是不能主宰的。他本人前半生的履历即是很好的明证。

万历十三年（1585），董其昌第三次乡试失败。郁结失落的他开始转向禅宗，三十二岁，他由禅宗语录悟得文章宗趣，从此科举一再告捷。三十三岁悟得八股文写作的“洞山宗旨”，从此适应八股文写作规则，总结的“九字诀”概括八股文写作之法，成为科举考生理论范文。从科场失意到得意，只经历了短短几年时间。这让他颇为自负。

在书画创作方面，董其昌也试图总结理法，依靠临摹古帖古画发展出一套文人式的笔墨技法。声称掌握了此套技法，无往而不利。清代画家无一不受其理论影响。董其昌本人的画，的确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清旷雅正，虚室生白，空白处流动禅意与天机。

王时敏出生的1592年，董其昌三十八岁，正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此时正担任内阁首辅，是董其昌早年政治生涯的提携者之一。王时敏七岁那年，便被托付给董其昌学画，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董其昌去世，长达三十多年之久。

在董其昌的影响下，王时敏一生都将黄公望作品奉为主流。潜心研究黄公望笔法，在效仿大痴的路上越走越远。这种专一，现在看来无疑是一種拘谨，是只能“入”而不能“出”的局限。

“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思白，得其形者吾不敢让，若神形俱得，吾孙其庶乎？”王时敏说，我只是得了大痴的形，而论神形兼备，应该是我的孙子王原祁啊。祖孙两代都将模仿大痴当成专业。

年纪轻轻就被推到聚光灯下的王原祁，绘画事业顺风顺水。相较于描绘真正的山岳江河，他更在意纸绢上的笔墨效能。山川树木、丘壑烟霞于他而言，只是展示笔墨技法的载体。他无心于野外山郊，心思全部投放在精心设计构图，还有笔墨的几何之变。自然的土石山川，推门仰首即是，并不稀贵。真正难得的，是抽象的笔墨智慧。途径即结果。

相形之下，我们借着大痴《秋山图》中题诗《秋山招隐》，试着回到黄公望七十九岁那年：“结茅离市廛，幽心幸有托。开门尽松桧，到枕皆丘壑。”大痴所居住的环境，是每天枕着丘壑睡觉的。试想，《富春山居图》长卷，山的起伏，灵感是否来自梦中枕边呼吸的节奏。

“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时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似乎，大痴已然做到了天人合一，将身心融化于自然，忘却此刻在尘寰。

而在后世临摹者王原祁看来，大痴一心想要脱离的这个尘寰，饶有兴味，更不需要忘却。

王原祁十五岁考中秀才，二十八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三十岁步入仕途。从知县一步步做到了户部左侍郎，位居高官四十余年之久。五十九岁时，受命鉴定内廷书画，七十时主持绘制康熙六十大寿贺图《万寿圣典图》。康熙常邀他一同赏画，他可以直接进入康熙皇帝的南书房。想象，这一幕如果被石涛和尚撞见，一定是羡慕得生出嫉妒。石涛自从在扬州被皇帝点过一次名之后，激动不已，便一路辗转到了京城，不论再求谁举荐，也不曾得到皇室的青睐了。很显然，他那种纵横排闼、“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张扬个性，像是无来由的野路子，根本不入皇室的眼。

“四王”中，被重视的不止王原祁，还有王翚。同样师法黄公望的职业画家王翚，靠贩卖仿画为生。六十岁被举荐进京，奉旨主稿《康熙南巡图》12长卷，随之成为宫廷画家八年左右。离开京城之际，康熙皇帝赐“山水清晖”四字，传为佳话。

因受皇家推崇，“四王”风靡一时，继而影响画坛二百年。

刚刚站稳脚跟的清王朝，实在是太需要“四王”了，出于对汉族文化的膜拜，他们对画家具有天然的好感。而“四王”作为文人画家，推崇对山水自然的描摹，题材决定他们的作品很“安全”，山山水水很难表达对新王朝政治的抵制。推崇“四王”，又可以趁机拉拢相关文人阶层，一举两得。

彼时，离大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百五十余年。善于占卜的黄公望应该没有预想到，自己作为被政治驱逐到世俗边缘的业余画家，后世效仿者却在宫廷大放异彩。“四王”从黄公望脱胎而来，又将黄公望的出世之气抖落得干干净净。他们本能地砍掉性情中多余的枝杈，将自己收敛得规规矩矩，以完美中正的技法服务于宫廷。

像一片风干的树叶。盛名之下，“四王”绘画沿着理法之路越走越狭，终究缺乏了生机——也就是当初令董其昌眼前一亮的东西。他们整天用笔墨触摸山、触摸水，与前人真迹耳鬓厮磨，却缺乏一种精神的自由度。是否，没有经历痛感的人生，很难触摸到自我真实的灵魂。

以一场雪为例。大痴的世界下雪了。靠山水悟道，他身形渺小，目光近乎隐退。眼前，山峰神圣得像莲花，白雪装点玉乾坤。时光凝滞在琉璃世界，那是神性的所在，任灵性飞升。这一切，并非他所见，而是外境映现心湖。在那间简陋的画室，大痴久久地感动，呵冻着手，呈现灵性之作《九峰雪霁图轴》。

“四王”的世界下雪了。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王维的雪、李成的雪、黄公望的雪，苦苦思索技法之演变，似乎有所悟。经过两三个月的精心构思和描摹，一幅壮丽的《仿xx江山雪霁图》最终完成。气派、整饬，你可以用它装点厅堂，却感受不到雪之真性、雪之清凉。

技法终究敌不过心法。很多人将“四王”看作绘画史上发出的警示。《富春山居图》完成后六百多年，来到眼下，面对大痴的灵魂之作，除了谦卑者和无知者，再不见其他人。

【作者简介】 胡烟，原名胡俊杰，山东龙口人，鲁迅文学院第27届高研班学员，现居北京。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散文选刊》《青年文学》等刊物。曾获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獎、《广西文学》年度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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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