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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我的母亲

时间:2022/04/17  点击:133


       

1

官抵坎在滇黔交界上,算是云南很偏僻的村落了。这种地方最容易被忽视,它和城市文明隔着千山万水,似乎满世界都华灯初上了,就我们那儿还在点着煤油灯,整个村庄在一盏盏摇曳的灯火中晃荡着,光明悬浮在夜空的底部,却难以触摸。放眼望去,田野中很少有钢筋水泥铸就的电线杆,电线穿过空中,多数绕在光秃秃的树桩上,每逢冬天,风雪冰凌大,很快就被冻断了,供电人员要等到来年开春才会去疏通。如此一来,漫漫寒冬里原有的几分冷清就会显得更加寂寥。天冷,四野安静极了,家家户户围着炉火取暖,但又觉得煤炭仅用来烧火烤太浪费了,所以通常都会在炉火上煮上一锅猪食,或者半碗陈年荆豆,又或者熬几根筒骨。

时间在炉火中经过,人在光阴里进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淌着。

母亲在村里,算得上半个手艺人,会点针线活。我们一家人围着炉火,有说有笑,有时母亲边纳鞋底,边给我们唱 《赌钱歌》《祝英台与梁山伯》等民间小调,唱完一首后,就把针线活儿往怀里一收,凑过来逗趣着问我,“好听不?”我也咧嘴一笑,“好听”。母亲乐呵呵地笑起来,把头转向我父亲,“唉,咋生了个这么丑的娃,怪实难瞧了。”父亲杵在煤油灯下看旧报纸,听着母亲的话,笑而不答。暗黄的油灯下,我们的影子投射到黑魆魆的墙上,形如魑魅,看了让人心里怵得慌。我不敢单独坐一个凳子,钻头觅缝往兄弟姐妹们中间挤,他们推搡我,难免又要争吵,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后,大家又都规规矩矩坐着烤火了。那时,我七八岁,黑夜不来,就不会归家;母亲三十五六,有洪亮的嗓子,常在村口呼唤我的名字。

家里唯一像样的东西,是一台老式二手缝纫机,据说是父亲买来的。他最先学会缝纫,但农活太忙,就把这门技术教给了母亲。买缝纫机的目的是为了节约钱———哥哥穿的衣服,不合身了就改小一点给二哥穿,二哥穿了一段时间,不合身了又改小给我穿,很多裤子穿破了打上补丁继续穿,实在过于破旧了,还可以继续改小做布鞋的里子。至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母亲背对着我和二哥,在窗台前一门心思地蹬着缝纫机,我和二哥蹲在炉子下玩灰渣,我俩堆起一座尖尖的“房子”,并在其顶上插上一枚鞭炮做烟囱,不知何时,竟然从炉洞里滚出来一块烧得正旺的煤渣儿,碰巧把鞭炮引线点燃了,它嘭地一声炸开,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我和二哥也被吓得目瞪口呆,嘴里、鼻孔里、眼睛里全是煤灰。惊惶之中,母亲将我和二哥从满屋飞舞的灰尘中拖到敞坝里,掰着我俩的眼睛耳朵看,确定我俩没有受伤后,拖着哭腔劈脸就是一阵破口大骂,随后还找来竹条子将我和二哥狠狠揍了一顿。母亲的愤怒源于现实对她造成的危机感,族里有个堂哥因为玩炮仗被炸掉了三根手指,我们那种家庭,最好是每个人都能顺顺利利地成长,谁要是身体上稍微出点偏差,随便一点医疗费都会让整个家庭的困厄变得雪上加霜。

2

从小到大,教育孩子的事情,我父母有着严明的分工。母亲唱黑脸,父亲唱红脸。原本是父亲唱黑脸的,但是父亲有个缺点,每次揍我们都会忍不住发笑,母亲嫌他不严肃,“打了也是白打,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以主动把这艰巨的任务揽过去,当然啦,她做得更好,每次都能让我们刻骨铭心,她常批评父亲说,孩子要爱在心里,不能整天和他们嬉皮笑脸的。

有一年春节,我们七八个小伙伴约着出去玩,漫无目的,误打误撞来到了贵州境内的渭河边。听大人们讲过渭河的下游有个水电站,非常壮观,于是大家都想去看稀奇。但是去水电站的路在河对岸,如果我们不蹚水过河的话,还要再花两个小时才能绕过去,大家都想取近道,遂决定涉水而过。冬天的渭河静悄悄地流淌在山谷中,两岸的悬崖夹道之处,流水从中穿过,呈现出一片片幽深暗绿的水域。要从渭河上蹚过去,必须找到河水最浅,水势最小的地方。我们沿着河谷走,最后找到一处开阔之地,那儿流水清澈、平缓,还能看到河床上的鹅卵石长满了青苔。我先蹚进河去,拿着竹竿试水,每走一步,都会将竹竿插在水里,以便身体能够找到稳固的支撑点,这样叉开双腿站在水中就会更踏实些,但是冬天的河水,有着尖刀般的凛冽,人在里面站不了多久,便忍不住要将脚抬出水面来。当我来到河流中央,撑着竹竿颤巍巍地站定時,小伙伴们在岸上一阵欢呼,这意味着我们能从水面上抵达对岸,过了水中央,越往对岸走,河水会越来越浅,水势也会越来越小。我叮嘱大家,大的搀扶着小的,彼此互相抓紧,脚底板务必擦着河床走。就这样,一串小孩儿跟在我身后就开始渡河了,最大的十岁(就是我),最小的才五岁。走到流水中央时,有人在鹅卵石上滑了一跤,身子往后趔趄,差点跌倒在水中,一串儿人都跟着摇晃起来,年龄最小的两个小伙伴被吓得哭出声来,情势危急,我赶忙大喊一声,“站稳啦,不要动。”因为我知道,但凡有一个人摔倒,就会连带着大家一起倒下去,然后被流水冲走,在下游等着我们的将是发电厂里的水轮机,人从那儿过,瞬间就会变成肉浆。待我们重新调整步伐,每个人都是大家的救命稻草,小心而又谨慎地在河面上缓慢地移动着,总算是到对岸了,一个个被吓得脸色苍白,瑟瑟发抖。那天我们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我正在楼上换衣服,忽然听到两个小伙伴的父母跑来我家告状,他们责怪我带他们家孩子过河。我母亲听后,气冲冲跑出门去找我,她不晓得我就在楼上,此时若被她找到,后果不堪设想。我被吓得躲了起来。母亲去外面连喊带找转了半天,没有寻到我,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她在楼下抱怨,“怪我儿子带头蹚水,现在他被骇得找不见了,我找谁要去?”直到很晚了,我在楼板上弄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才被父亲从蚊帐后面揪了出来。父亲抡着手就要揍我,母亲一把将我拉到身后挡住,发了疯似的对着父亲吼了起来,“孩子都被吓成这样了,你还要动手?” 大家冷静下来后,母亲温和地给我讲述蹚水过河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并告诫我这样的事情以后杜绝发生。

可另一次,我却没有这样幸运。我躲在楼上看武侠小说,极其痴迷,经常忘记下楼吃饭。母亲发现后,把我的书扔了,撸起袖子狠狠地将我抽了一顿。因为她听人家说,读武侠小说会上瘾,和吸毒一样,最终会越陷越深,荒废学业,一事无成。即便如此愤怒,母亲也只是把那本武侠小说扔了,而不是直接撕掉。母亲心里明白,那是我借来的书,撕掉后没有钱赔人家,而扔了后还能再捡回来。母亲教训我们是很讲究分寸的,即便用了竹条子,也只是往后背或者屁股上打,这些部位随便抽几条子是无大碍的。隔壁村有个母亲打自己的孩子,不小心一条子抽在眼睛上,从此那孩子的眼珠子便终生落下了“萝卜花”,那母亲也因此一生都活在内疚和懊悔中。对此,我母亲没少警告父亲,“不要打孩子的头和脸,一是危险;二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打脸伤自尊。”

3

母亲没有上过学,这是她一辈子都很遗憾的事。几十年了,偶尔提起,难免还会感慨:“不识字的人就像个瞎子,被人写着名字骂都不晓得。”在母亲那儿,字就是眼睛,是能让人变得清澈的东西。据母亲讲,她原本也很想读书,到了上学的年龄,村里的老师总是跑到她家去,苦口婆心地劝我外公,设法让我母亲去读书,但都被外公拒绝了,理由是家里农活太忙,孩子又多,需要人照顾,母亲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她身上了。母亲每次讲起这事,总会说:也怨不得谁,那时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年,两个警察追捕犯人,路过我们村,到我家来借宿,母亲做饭招待他们,吃饭时两人把手枪卸下来,藏进我家床铺里,其中一个警察谈起我母亲,满脸的遗憾。后来母亲告诉我们,他就是当年村里那位老师,还说人要有文化才能长出息。

由于不识字,母亲反倒对汉字有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年轻时母亲收藏 “鞋样”,鞋样就是根据脚底板的大小,用纸剪出来的模型。做布鞋前要先做鞋底,而哪双鞋的码子多大得凭借“鞋样”来做。每次要剪鞋样,母亲找到一些纸张,拿着剪刀犹豫,那些纸上的字像一条条生命,她下不去手。试了半天还是觉得不放心,递来问我们纸上都写了什么,她在一旁仔细听着,直到确定这纸像我们说的那样“没用”,才会若有所思地剪开。有时看见地上有皱巴巴的纸片儿,无论多脏,她都会捡起来,展开,将纸上的泥土擦去,边擦还边教育我们说,纸上有字,踩不得,眼睛会瞎。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虔诚,就像那纸上有一座庙宇,里面供奉着一个个威严的汉字。

母亲常说:打铁还望本身硬,人无志气,狗过路都会对你打尿脚(意指什么人都能欺负你)。母亲认为,读书能增长人的志气。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平时说话,条理清晰,滔滔不绝,经常能准确而又生动地援引一些谚语、俚语、歇后语之类的东西,我还算阅读颇广,却很少能在书里见到。比如她教育我们兄弟要团结,就说“人亲骨头香”;形容农活太忙,就说“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嘲讽某人脸皮厚,就说“打不知疼,骂不知羞”;某人没有自知之明,就说“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鼓励我们拼搏向上,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教我们穿衣服,会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狗配铃铛跑得欢”“穿衣不提领,必定是草墩”;讥讽谁的穿着和季节不搭,会说“刺巴林里的斑鸠,不懂春秋”;追问某件事情的起因,会说“没有那颗钉子,挂不上那个瓶子”;讲到责任,会说“牛吃牛背,马吃马驮”;谈到教育,会说“人看自小,马看蹄爪”“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等等。我曾经还萌生过整理母亲“语录”的想法,但最终放弃了,因为她总是冷不丁地说出来,让人毫无准备。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诗歌,竟然是从我母亲嘴里说出来的。她用这句诗来教育我,从小要好好学习,免得长大了后悔。她们年轻时去赶集,一群人被拦在街口,要会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思想论集》里面的一些段落才能进入,母亲记忆力好,估计是那时学到的。偶尔她也会背几句《毛主席语录》里面的句子,比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的,背完后看见我们兄妹几人惊羡的样子,她脸上便会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

母亲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她总是对我们兄妹几个承诺,“我不会让你们重复我的老路,你们有本事读出去,无论砸锅卖铁,讨口要饭,读到哪儿我供到哪儿”。事实证明,母亲为了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4

母亲生于一九五四年,十八岁就嫁给我父亲。刚到官抵坎时,父亲这边连家徒四壁都说不上,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后来“耐苦逃生”(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和父亲一起背土筑房,建起了一进两间的茅草房(也就是我在其他文章里写过的老房子),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家。

母亲性格刚强,面对屈辱从来都是奋起反抗,这和父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不同。我们村有几个妇女,吵架的功夫在上下寨子都是出了名的,母親在她们中间,可以排名前三。她们平时温和而又恭良,可一旦吵架,便会立即进入“战备”状态,端来小板凳往路边一坐,像上班一样,紧接着就指天骂地,巧舌如簧,翻着对方家史如数家珍,有的放矢,刀刀见血,往往都是日出开骂,日落不息。对此,父亲如是评价:我们这个家,如果没有你妈这股泼辣劲,不知会遭受到别人多少践踏。以前官抵坎家家户户都在种烟草,那是村里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种烟草是我见过的最辛苦、最繁琐的农活——刚入冬,人们就会忙着背粪上山,一个一个地装营养袋,播种,盖地膜,紧接着翻耕土地,将烟苗一棵棵移栽到地里,盖土,施肥,薅草,除虫,掰烟花,摘烟叶,一篮一篮地背回家,三片或五片理成一把,并一把一把地扎在烟秆上,然后再送入烤房,烘烤结束后,又要根据每片烟叶的大小、成色等归类,打包,压饼,最后才背去烟草收购站卖掉。一年要十个月的时间,才能将一季烟草的事儿忙完。我们那儿把卖烟叫做“评烟”,一年辛苦到头,就指望着这点烟叶支撑家庭开销,可当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把烟叶背到烟草收购站,熬更打夜排队卖烟,一饼饼烟草往秤上一放,什么级别却任由收购员来定,评级越好,单价也就越高。但烟草收购站的人很狡猾,评级时总优亲厚友,那些没有关系的人个个愤愤不平,一想到自己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压榨了,难免都要和烟叶站的人争吵,有时还会打架。每次评烟回来,村里人都会讲起谁谁谁又和烟草站的人吵架了,而这些吵架的人中,总是少不了我的母亲。其实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和人吵架的,她说,“不吵怎么办?不吵你的学费就没了。”

我的母亲身形瘦小,站在人海中瞬间就会被淹没,但她把自己裹成一包炸药,塞进生活最坚硬的地方,若遇到过不去的坎,她会随时点燃自己,为我们炸开一条生路。

5

母亲认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知礼仪,懂廉耻。为此,逢年过节,她总让父亲教给我们兄弟三人一些祭拜祖宗神灵的仪式。可偏偏父亲又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平时只知道像牛一样去劳动,不太注重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因此经常遭到母亲的指责和批评。实在拗不过了,父亲才会按照母亲的指示,似懂非懂地教我们,母亲在一旁看着,发现父亲有教得不对的地方,就会及时纠正。她说,男人是片天,地上的秧苗长得如何,全靠天上下来的阳光和雨水。

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忙碌了半天,终于摆弄出几道菜,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在桌子旁了,蠢蠢欲动,这时她会横我一眼,嘟着嘴骂道:没家教。我伸出去的筷子悬滞在空中,片刻后又缩回来,羞愧中将筷子放在牙齿上轻轻咬着。母亲看了看我后,似乎觉得过年是很喜庆的日子,不该给孩子难堪,又轻言细语地给我解释道:“今晚过大年,你王家列祖列宗都回来了,我们要先供饭(祭祀),他们吃了我们再吃。你是男孩子,要懂礼仪,将来还要传给你的孩子。敬畏之心不能丢啊,古老古代传下来的东西,其中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母亲说着,我频频点头,她的教育似乎从我这儿得到了回应,于是高兴得往我嘴里塞了一块肉,吩咐道:去吧,和你爸摆桌子供饭。我们按照母亲的指示,沐手,焚香,点蜡烛,摆上三菜(汤)三饭,这时母亲喊了一声,“恭请王家列祖列宗吃年饭啦,旧年转眼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还望祖宗神灵继续保佑你们的子子孙孙,保佑他们身体健康,干农活的五谷丰登,读书的学业有成。”约莫十五分钟后,父亲在地上滴三滴酒,烧上几张冥币,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供桌前,一一躬身作揖,下跪,磕头,起身,反复三次,整个供饭的仪式才正式结束,我们才开始对着一桌子菜大快朵颐起来。

清明节上坟,按我母亲的要求,没有过于特殊的事情,家里所有男丁都得参加。因为我们家族有几十户人家,有些人会在上坟这天找各种理由推脱。母亲说“上坟也是一件认祖归宗的事情”,那些散落在山野中的坟茔,不仅仅是一座坟,它还是我们上游的时间,家族的历史,是我们这些活人的来路。不知来路,不明归处,一个人就会迷迷茫茫地在人间晃荡着,像个孤魂野鬼,没有精神归宿。我们族亲的坟墓在贵州和云南境内都有,不过就在那交界上,几十所坟墓并不连片,全部走完需要一天的时间,经常爬坡上坎的,每每上完坟回到家已是满头大汗。母亲说,再累也要去,人生有起(生)有落(死),作为男人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最终归宿,“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樹青”,只要坟头上一挂青,别人就知道这家人血脉未断,人丁兴旺。

除此之外,中元节也是我看得极为重要的节日。每年这天,我都会写包烧给逝去的亲人,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与怀念。小时候父亲教我写包,总是搞不懂称谓,比如“故显考”“故祖考”“故显妣”“故祖妣”“故伯考”“故叔考”“故舅考”“故外祖考”等等,关键时候还得母亲告诉我们,据说是我外曾祖母教给她的,几十年过去了,她却一点也没有忘记。母亲说,这些包烧了,也不晓得那边是否真能收到,但烧包是活人做给活人看的事,主要是为了言传身教,让子孙后代在这个过程中懂得孝敬老人。

这些年无论置身何方,若能抽身,这三个节日我都会赶回老家去。我和故乡官抵坎的情感就维系在这些节日里了,而这些节日尚能维系我们的关系,就因为那片旷野中睡着我的亲人们———家族的血液流到我这里之前,曾在他们的身上掀起过涟漪。

6

官抵坎多数人的庄稼地离村子都比较远,且不通车路,每逢春耕、秋收农忙时节,无论是背粪去地里做肥料还是从山上把庄稼收回来,每一斤东西都得通过肩挑背扛才能抵达目的地。从家里到地里,轻装行走需要半小时,如果负重一百五十斤左右的话,估计得一个多小时,这样算来,轻装去,负重回,或者负重去,轻装回,一个人每天累得气喘吁吁,其实就只能往返跑四趟。家里七亩地,几十年就是靠父亲和母亲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当牛做马扛过来的。生活如此沉重,每天咬紧牙关过日子,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过泄气的话。有时刚从地里背了一趟回来,坐在地上稍息片刻,脸上的汗珠都还在往下滴,随着母亲一句 “力气是个怪,今天用了明天在”,又起身背上竹箩跟随父亲去赶第二趟了。母亲矮小、单薄,每次背着一百多斤重物的时候,脖子使劲儿往前拉抻,像是她额前的虚空里,有什么正在使劲把她的头往上提,两根青筋从肉皮里跳出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绷断,但她仍然顽强地缓慢行走在田间小路上,如果路旁的蒿草或灌木稍微高一些,就会把她淹没了,这时你若看见了,定会生出一种竹箩自己在移动的错觉。

我去母享镇读高中后,家里的农活就很少能够帮上忙了。但母亲的内心是高兴的,五个孩子中,她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丁点希望。偶尔我会回家带一些麦子或者洋芋去母享镇,每次都是母亲抢着背去赶车的。我自小羸弱,平时接触农活也不是太多,母亲心疼我,执意要自己背,我实在拗不过,只能跟在她身旁一道儿走着,随时准备给她换下来,但说了几次,她就是不肯,只顾低着头赶路,脸上的汗水流下来,她边走边扯衣角去揩。后来途中遇到家族里一个身强力壮的堂哥时,他主动要帮我母亲背一段路程,母亲却靠在地埂上,长吁一声,不假思索就把背上的重物换给了堂哥来背。那次我由衷地被母爱所感动,这爱隐秘,甚至有点自私,可它却藏着一股强烈的力量,让跟在母亲身后的我,悄悄擦干湿润的眼窝。

去母享镇读高中那年,我十五岁,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在想来,一个孩子能和母亲朝夕相处的时间也就十五年。十五年,刚好够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而这少年已然接近成人,开始有了欲望和野心,这些东西会促使他一次次张开羽翼尚未丰满的翅膀,在大地上练习飞翔,而当他某一天真正飞起来了,第一个离开的人,就是他的母亲。

7

对母亲而言,我们就是她的“天空”,无论何时,只要她抬头看看这“天空”,原本已经上岸了,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游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去。似乎那天空里,藏着她的太阳———灼热而又明亮,有了这太阳的照耀,大地上这个母亲才不会迷惘,她沿着自己的方向,每日都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即使在泥淖中打滚,也能搅出洁白的浪花。她的刚强,就源于她对这片天空连绵不绝的爱意。

可是某一天,她的天空坍塌了,世界突然熄灭之后,我们反而能清晰地看到,黑暗中的母亲,其实是无比脆弱的人,她蜷缩在泪滴中,像胎儿,不敢再接受人世的分娩,这人世的每一粒尘埃,落在她的身上,似乎都有着千钧之重,把她的每根骨头都砸得脆响。四十岁那年,她的长子在四川西昌打工,溺水死了。也就是这一年,我明显感觉到,上帝偷换了我的母亲,在她的肉身里,塞进去另一个脆弱、胆怯、悲情、易怒、忧郁的人。这比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要悲惨,四十岁啊,尚未真正进入中年,还没有做好迎接崭新死亡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也没有保护自己的经验。她若干次央求父亲,或者那些带哥哥出门打工的人,“你们帮我把他的骨灰找回来吧,他一个孤魂野鬼,找不到家就没有投胎的机会了。”她的泪水在众人的沉默中冲出一条条沟壑,将她包围起来,她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像一座孤岛,任何人都难以靠近。那时我们端给她的汤饭,会被她直接扔在地上,嘴里歇斯底里地吼着让我们“滚”。那时她和任何人说话,说不上一分钟,眼泪便会哗啦啦地流, 村里许多婶娘都来劝,有的心好,耐心地陪着她哭,听她倾诉内心的苦楚,而有的才和她说了几句,便赶紧找理由避开了,每每这时,家里的气氛就会凝结为冰点,每个人甚至都不敢大声呼吸,深怕激起她的愤怒,她甚至有可能会戕害自己。那时我十二岁,懂得心疼她了,总在祈祷时间过得快一点,让她尽快走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如我所想,一段时间后,她变得稍微平静了,总说梦见我哥哥向她呼救,或者变成了一头牛。每次和我父亲上山做农活,看见田野中有牛,她就会盯着那牛仔细辨认,有时还会凑过去抚摸,如果那牛对她表现出亲近,她就会流着泪问牛,“你是不是我儿子变的,你受苦了哈,谁叫你不听话,都说了出门的人不要去玩水。”边说边扯草喂牛,深怕那牛吃不饱似的。偶尔她和村里人吵嘴,会跑回家来关起门静静地流泪,她吵输了,那些人都知道她的软肋,吵不过就用我哥哥的死来攻击她———“你有道理?你有道理的话你的儿子就不会冤死为你还债了!”原本母亲还有几分胜算,被人这样一说,立即就变得紧张、胆怯起来,张着嘴不知道要说啥,吞吞吐吐地像个无助的孩子。也是从我哥哥死去之后,她就轻易不敢再打骂我们了,如果真的做错事情,她会指着我哥哥的遗照哭着教育我们,“不听老人言,吹亏在眼前,你看那个短命儿,要是听我的,何至于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哥哥的遗照上落满了灰尘,而我仍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懊悔。一个孩子要死去多久,才能在一个母亲的内心———死干净?

8

衰老夹在时间的皱纹中,押着她赶赴另一个自己,而生活之重似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那瘦弱的脊梁。孩子们长大了,纷纷离开了她,她和父亲生活在官抵坎,任由岁月春去冬来,总守着那个家,种着那几亩土地。若逢吃斋日,她便会一早赶到邻村庙里,烧香许愿,磕头拜佛。她的祈愿也很简单,就是为孩子们求个平安而已。“平安”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但在母亲心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为了它,母亲可以俯下身,在佛前、神龛下一次次下跪。

后来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隔三差五,我们兄弟姐妹会轮着给她打电话。每次接电话,母亲都很慌张,话都才起了个头,她就想挂了,她担心电话费贵,怕浪费我们的钱。有时电话才响起,她就已经提前想好了要说的话,往往都是那几句,“最近好吗?”“挺好的。”“注意身体啊。”“好的。”有一次,我给家里打电话,那电话信号不好,母亲问我身体好吗,我回答了几遍她都听不到,但我能听到她和父亲在电话那端说话的声音。那声音里,我能感到两个战战兢兢的老人内心的焦虑。自从哥哥遭遇意外之后,母亲就成了惊弓之鸟,一点小事,总会往最坏里去想,经常会把自己吓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连夜给四舅打电话,请他带着手机去我家。直到我和母亲再次通上话了,她才如释重负,转忧为乐,催我赶紧找个女朋友。

姐姐和二哥结婚后,他们把孩子送回官抵坎请母亲帮忙照顾,母亲有些老了,已没有年轻时候的精力,但想起孩子们在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也就没有拒绝,这让原本已经变得冷清的家里又平添了几分温情。她的這几个孙子,一个个都有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有时候看见他们围在母亲身边,恍惚是我们又回到了过去,似乎这些年来,我们都还没有长大,时间唯独对付了我的母亲,让她日益缩小,日益老态凸显,日益皱纹横生,日益两鬓斑白。也是十五年后,孙子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她,就像当年的我们长大了,将那离别重演了一遍。两次离别中,人间的剧院人去楼空,只留下母亲苍老的背影,正躬身于舞台上,一点一滴地捡拾时光的残片,孤独而又凄清。

9

父亲病倒以后,开始我们并没有告诉母亲关于父亲的病情,她整天围在父亲身边,喂饭,喂药,悉心照料着,还天真地以为我父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辈子的夫妻,生活中难免也有龃龉,但若是谁生病了,对方从来都是关怀备至。我们兄妹几个看着她被蒙在鼓里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几天后,我决定告诉她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提前告诉她了,悲痛能有一个缓冲,伤害的力度会有所减弱。那天中午,我和母亲在院子里捣腾杂草,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似乎还心存侥幸,几次问我,“都说善有善报,你爸一生没有做过恶事,是不是医生诊断错了?”但随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败下去,她也只好面对这个现实,只是心有不甘,时常一个人站在竹林那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猜测,她一定又是去找菩萨或者我逝世的祖父祖母理论去了,质问他们为啥好人没有好报,为啥没有保佑自己的亲人。

平时母亲恪守善道,对庙中诸神和神龛上的列祖列宗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她活在这世上,经常被命运摆布,总希望通过积德行善,为自己攒起更多的福报,帮她在人间度过一个个难关。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经常有讨饭的人敲开我家的门,又是打快板又是说奉承的话,我们家那时真是自身难保,可不论多少,母亲都会在他们的褡裢里倒进去一两瓢玉米或麦子,她说,“伸手容易缩手难,不是走投无路了,没有谁会愿意去乞讨。”有一次,村口大水沟的木桥被冲断了,我看见母亲独自置身水沟里,浑浊的流水咆哮着卷过她的腰身,她吃力地将粗壮的木棒举过头顶,一根一根地重新架在桥上,那时候母亲就告诉我,修桥补路是大功德,多做能为子孙积福。

事实上,母亲还是没有等到她所祈盼的“福报”,又或者这种“福报”已经降临过而我们没有察觉到。父亲蜷缩在床铺上,瘦得像一个问号,母亲陪在他身边,一直开导他,“事已至此,大家都已尽力了,既然这是你的命,我们再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你就放心去吧,这辈子跟了你,生是你王家的人,死是你王家的鬼,你走后,我仍然会维护好这个家。”父亲逝世后,母亲依然像从前一样,继续打理着山上的农事。有时候从地里回来,还会自言自语,告诉我新逝的父亲,哪片地里的玉米吐芽了,哪片地里的瓜秧牵藤了等等。我们兄妹几个想把她接去和我们一同生活,但都被她严辞拒绝了,为此我们还和她争吵过,而每次吵到激烈之处,她总是指着我父亲的遗照说,“你爸尸骨未寒,我就和你们走了,这满屋的灰尘都没个人来打扫。你们再看看这敞坝里的杂草,已把地缝撕开了,只要人一不在家,马上它们就能长进屋里来,这是我和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样毁了。”我们拗不过她,也觉得她说得在理,便不再强求,任由她独自在官抵坎待着。

这么多年,母亲在这个家里,将她的子女们抚养成人,他们离开了她,母亲在这个家里,将她的孙子们抚养成人,他们也离开了她,母亲在这儿追随我父亲一生,最后父亲也撒手人间离她而去,最终剩下她一人了,坐在空寂的房间里,终日等待,追忆,与四周围过来的荒草对峙。

10

前些年我为稻粱谋,在外奔波,但无论如何,总还是会抽空回到官抵坎看望母亲。所有人都离开母亲后,她在旷日持久的孤独学会了与自己相处,她轻易不会打我们的电话,但当我们谁说要回去看望她时,她嘴里说着拒绝的话,内心却早已在等着。

想来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回老家去看望母亲,傍晚到了镇上,被一群发小拦下,大家也好久不见了,不喝顿酒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从来不喜欢拂人之意,加之发小们再三挽留,盛情难却之下应了那晚的酒,心想吃几杯酒再回家,反正不远,从镇上到我家走路也只需二十多分钟。我向来不甚酒力,却又偏偏喜欢豪饮,尤其酒酣之际,总会由着性子肆无忌惮地频频举杯。也不知喝了多久,我踉踉跄跄离席而去,嚷着要回家看望母亲,几个发小劝阻无用后,要开车送我回家,我虽酒醉,但尚有几分清醒,知道夜间酒后开车容易出事,死活不让他们送。后来我独自摇摇晃晃地从镇上走出去,漆黑的山路上,全凭儿时赶集或者上学留下的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往家赶。行至半道,夜空中竟然雷鸣电闪地下起了大雨,而这时我的酒劲全上来了,加之大雨淋湿了山路,没走上两步,我就会跌跌撞撞地滑倒在泥泞中,然后又借着忽闪带来的光亮,全身泥和泥汤地爬起来继续摸索着往前走,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站不起来了,但一想到母亲还在家里等我,便又挣扎着爬起来,虽然还是会倒下去,但每次站下来和倒下去之间我都又往前蹿了几步,全凭着对母亲的那点挂念支撑着偏偏倒倒回了家。刚进家门就倒在沙发上,糊里糊涂地说着酒话。那晚因为打雷,全镇都停电了,母亲在惊遽中点亮油灯,彻头彻尾地把我数落了一顿。此后无论我在哪儿,母亲总是会在晚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一旦发现我喝酒了,就会枯坐在老家等我,直到确定我是清醒的并且安全到达住处了,才会睡去。这么些年,我在她心中从未长大,仍然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需要在母亲的指引下才能步入正途。这让我想起更早些的时候,我在母享读高中,期末趁夜回家,一路上大雪纷飞,走到分水岭的时候,所有道路都消失于雪原之中。我迎着寒风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在垭口上看到山脚下的仁和镇,它的灯火在远处的夜空下撕开一道豁口,而在那豁口中,母亲为了等我,已将时间坐出了一个窟窿。我一鼓作气,在雪原上重新开路,朝着我们镇上的方向疯狂地奔跑。

两次等待,隔着十多年的时间,我似乎一直都没有抵达过家,而母亲似乎也一直都没有等到我,我依然在归途,而她依然在等我。

11

母亲独自生活在官抵坎,我们兄妹几个都不放心,总觉得要是有个伤风感冒的,给她倒杯水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再次重提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想法,这次争吵得很激烈,她最终妥协了,勉强答应了我们去昆明居住。那时我在镇雄县安尔中学教书,仅有一间狭小的宿舍,母亲来了没法儿住,而她的其他子女都在昆明,那儿家人多,她换着地儿待,生活不至于太单调。走的时候,她随便在老家门上挂了一把锁,地里的庄稼也任由它自己生长,只是带上了我父亲的遗照和简单的行李。半个月后,我去昆明开会,顺道去看望母亲,她独自待在我妹妹家里,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她自己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敢到处乱走,所以每天只能看看電视,或者走到窗台边往外张望,有时窝在沙发里打瞌睡,醒来就掰着手指头发呆,或吞吞吐吐地说想回官抵坎了。我看着她实在太孤独了,心一软,又答应她回老家去生活,再怎么说,官抵坎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相比之下,她在那儿确实会自在很多。就这样,她带着我父亲的遗照,又回到了官抵坎。

可才过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端,痛得嗷嗷直叫,问她怎么了,她也讲不清楚。我请村里的亲戚开着车将她火速送往县里的医院,我也慌忙火急地打着车赶去半道上接她。刚一见面,她就气若游丝地告诉我,她有点钱藏着家里的某个地方了,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让我务必记得去找出来。她头发凌乱,泪水和汗水淌了一脸,整个人在我怀里蜷缩成一团。刚到医院门口,我就急匆匆搀扶着她去了急诊科,她叫苦连天,疼得翻来覆去,我在一旁心急如焚,恨不能分担她的痛苦。足足痛了四个小时后,医生才赶来为她诊断,结果是胃穿孔。第二天,我姐姐妹妹也从昆明赶来镇雄县医院和我一起陪护母亲。护士将她送入手术室的时候,让家属签字,我拿着笔全身颤抖,一年前父亲在这个医院住院时,也是我签的字,可后来他历经病痛百般折磨才气绝于人世。目送母亲颤巍巍地走进手术室后,门刚一关,我便情难自已,蹲在走廊上哭起来,隐忍而又哀戚。我那时想,苍天难道真的如此残忍,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带走我的两个至亲之人吗?所幸的是手术很成功,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出院了。

在她住院期间,为了让她断了回官抵坎的念想,我和二哥把她喂的鸡和猪全部送给亲戚,把家里的土地全部送给寨邻,我们甚至把家里回风炉的管道取了,找来木板和钉子,把所有的门窗都封起来。这回她也觉得需要人照顾,也没有阻挠,抱着我父亲的遗照,默默地坐上二哥的车去往昆明了。几个月后,她的伤口痊愈了,她再次告知我们,她要回官抵坎住,口气极为坚定,大家虽不愿意,但也没有勉强她。如此,生活几番起伏,终又回到了平静之中。

12

二〇一三年,我调进镇雄文化馆工作,并结了婚,两年后儿子出生,为了照顾小家伙,母亲搬到镇雄城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镇雄城离官抵坎有九十公里,她每隔十天半月就回去看看,在官抵坎住上一两天又返回城里来。以前她总担心和我们住在一起,整天无所事事会很无聊,而现在不用担心了,我儿子有大把的时光足够她消磨。母亲毕竟抱大了两代人,那怀抱就像一个窝,躺在里面会感到很安全、舒适,有时妻子抱着儿子,他总是哭,但只要母亲将他接过去,小家伙马上就闭嘴,并且很快就会在母亲的怀里睡着,甚至还会发出匀称而又轻微的鼾声。母亲每天抱着孙子,虽有些辛苦,但心情总是愉悦的,她觉得孙子亲近她,所以她也不再想着要回老家了。三年多以后,儿子上了幼儿园,母亲闲下来了,有一晚她找到我,母子俩敞开心扉聊了很久,她说:“大小官抵坎那儿是个家,有我在,你们随时可以回来,我要不在了,你们想回都难了。”听着母亲的一番话,我在想,人生在世,不就图个自在吗?遂当即答应母亲,以后她喜欢在那儿生活,只要舒心,我们不再干涉。母亲目前住在官抵坎。她在房前屋后的院子里,种了些土豆、白菜、辣椒等,有时还会给我们捎来一些。看着那些带着露水和新鲜泥土的蔬菜,我在心底由衷地佩服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无论世事晃荡,命运颠簸,生活几多险阻,都被她的坚强、柔韧、慈悲一一化解,并最终还会像土地一样,不计任何回报,呈现给我们朴实、宽厚、沉默的爱。

2020年6月20日   昭通镇雄

【作者简介】王单单,原名王丹,生于1982年,云南镇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16—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首届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驻校作家。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云南文学艺术奖等。2020年底被中国作协办公厅、中国作协创联部联合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出版诗集《山冈诗稿》《春山空》《花鹿坪手记》、随笔集《借人间避雨》等。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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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