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母亲

1

官抵坎在滇黔交界上，算是云南很偏僻的村落了。这种地方最容易被忽视，它和城市文明隔着千山万水，似乎满世界都华灯初上了，就我们那儿还在点着煤油灯，整个村庄在一盏盏摇曳的灯火中晃荡着，光明悬浮在夜空的底部，却难以触摸。放眼望去，田野中很少有钢筋水泥铸就的电线杆，电线穿过空中，多数绕在光秃秃的树桩上，每逢冬天，风雪冰凌大，很快就被冻断了，供电人员要等到来年开春才会去疏通。如此一来，漫漫寒冬里原有的几分冷清就会显得更加寂寥。天冷，四野安静极了，家家户户围着炉火取暖，但又觉得煤炭仅用来烧火烤太浪费了，所以通常都会在炉火上煮上一锅猪食，或者半碗陈年荆豆，又或者熬几根筒骨。

时间在炉火中经过，人在光阴里进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淌着。

母亲在村里，算得上半个手艺人，会点针线活。我们一家人围着炉火，有说有笑，有时母亲边纳鞋底，边给我们唱 《赌钱歌》《祝英台与梁山伯》等民间小调，唱完一首后，就把针线活儿往怀里一收，凑过来逗趣着问我，“好听不？”我也咧嘴一笑，“好听”。母亲乐呵呵地笑起来，把头转向我父亲，“唉，咋生了个这么丑的娃，怪实难瞧了。”父亲杵在煤油灯下看旧报纸，听着母亲的话，笑而不答。暗黄的油灯下，我们的影子投射到黑魆魆的墙上，形如魑魅，看了让人心里怵得慌。我不敢单独坐一个凳子，钻头觅缝往兄弟姐妹们中间挤，他们推搡我，难免又要争吵，随着母亲一声呵斥后，大家又都规规矩矩坐着烤火了。那时，我七八岁，黑夜不来，就不会归家;母亲三十五六，有洪亮的嗓子，常在村口呼唤我的名字。

家里唯一像样的东西，是一台老式二手缝纫机，据说是父亲买来的。他最先学会缝纫，但农活太忙，就把这门技术教给了母亲。买缝纫机的目的是为了节约钱———哥哥穿的衣服，不合身了就改小一点给二哥穿，二哥穿了一段时间，不合身了又改小给我穿，很多裤子穿破了打上补丁继续穿，实在过于破旧了，还可以继续改小做布鞋的里子。至今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母亲背对着我和二哥，在窗台前一门心思地蹬着缝纫机，我和二哥蹲在炉子下玩灰渣，我俩堆起一座尖尖的“房子”，并在其顶上插上一枚鞭炮做烟囱，不知何时，竟然从炉洞里滚出来一块烧得正旺的煤渣儿，碰巧把鞭炮引线点燃了，它嘭地一声炸开，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我和二哥也被吓得目瞪口呆，嘴里、鼻孔里、眼睛里全是煤灰。惊惶之中，母亲将我和二哥从满屋飞舞的灰尘中拖到敞坝里，掰着我俩的眼睛耳朵看，确定我俩没有受伤后，拖着哭腔劈脸就是一阵破口大骂，随后还找来竹条子将我和二哥狠狠揍了一顿。母亲的愤怒源于现实对她造成的危机感，族里有个堂哥因为玩炮仗被炸掉了三根手指，我们那种家庭，最好是每个人都能顺顺利利地成长，谁要是身体上稍微出点偏差，随便一点医疗费都会让整个家庭的困厄变得雪上加霜。

2

从小到大，教育孩子的事情，我父母有着严明的分工。母亲唱黑脸，父亲唱红脸。原本是父亲唱黑脸的，但是父亲有个缺点，每次揍我们都会忍不住发笑，母亲嫌他不严肃，“打了也是白打，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所以主动把这艰巨的任务揽过去，当然啦，她做得更好，每次都能让我们刻骨铭心，她常批评父亲说，孩子要爱在心里，不能整天和他们嬉皮笑脸的。

有一年春节，我们七八个小伙伴约着出去玩，漫无目的，误打误撞来到了贵州境内的渭河边。听大人们讲过渭河的下游有个水电站，非常壮观，于是大家都想去看稀奇。但是去水电站的路在河对岸，如果我们不蹚水过河的话，还要再花两个小时才能绕过去，大家都想取近道，遂决定涉水而过。冬天的渭河静悄悄地流淌在山谷中，两岸的悬崖夹道之处，流水从中穿过，呈现出一片片幽深暗绿的水域。要从渭河上蹚过去，必须找到河水最浅，水势最小的地方。我们沿着河谷走，最后找到一处开阔之地，那儿流水清澈、平缓，还能看到河床上的鹅卵石长满了青苔。我先蹚进河去，拿着竹竿试水，每走一步，都会将竹竿插在水里，以便身体能够找到稳固的支撑点，这样叉开双腿站在水中就会更踏实些，但是冬天的河水，有着尖刀般的凛冽，人在里面站不了多久，便忍不住要将脚抬出水面来。当我来到河流中央，撑着竹竿颤巍巍地站定時，小伙伴们在岸上一阵欢呼，这意味着我们能从水面上抵达对岸，过了水中央，越往对岸走，河水会越来越浅，水势也会越来越小。我叮嘱大家，大的搀扶着小的，彼此互相抓紧，脚底板务必擦着河床走。就这样，一串小孩儿跟在我身后就开始渡河了，最大的十岁（就是我），最小的才五岁。走到流水中央时，有人在鹅卵石上滑了一跤，身子往后趔趄，差点跌倒在水中，一串儿人都跟着摇晃起来，年龄最小的两个小伙伴被吓得哭出声来，情势危急，我赶忙大喊一声，“站稳啦，不要动。”因为我知道，但凡有一个人摔倒，就会连带着大家一起倒下去，然后被流水冲走，在下游等着我们的将是发电厂里的水轮机，人从那儿过，瞬间就会变成肉浆。待我们重新调整步伐，每个人都是大家的救命稻草，小心而又谨慎地在河面上缓慢地移动着，总算是到对岸了，一个个被吓得脸色苍白，瑟瑟发抖。那天我们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我正在楼上换衣服，忽然听到两个小伙伴的父母跑来我家告状，他们责怪我带他们家孩子过河。我母亲听后，气冲冲跑出门去找我，她不晓得我就在楼上，此时若被她找到，后果不堪设想。我被吓得躲了起来。母亲去外面连喊带找转了半天，没有寻到我，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她在楼下抱怨，“怪我儿子带头蹚水，现在他被骇得找不见了，我找谁要去？”直到很晚了，我在楼板上弄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才被父亲从蚊帐后面揪了出来。父亲抡着手就要揍我，母亲一把将我拉到身后挡住，发了疯似的对着父亲吼了起来，“孩子都被吓成这样了，你还要动手？” 大家冷静下来后，母亲温和地给我讲述蹚水过河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并告诫我这样的事情以后杜绝发生。

可另一次，我却没有这样幸运。我躲在楼上看武侠小说，极其痴迷，经常忘记下楼吃饭。母亲发现后，把我的书扔了，撸起袖子狠狠地将我抽了一顿。因为她听人家说，读武侠小说会上瘾，和吸毒一样，最终会越陷越深，荒废学业，一事无成。即便如此愤怒，母亲也只是把那本武侠小说扔了，而不是直接撕掉。母亲心里明白，那是我借来的书，撕掉后没有钱赔人家，而扔了后还能再捡回来。母亲教训我们是很讲究分寸的，即便用了竹条子，也只是往后背或者屁股上打，这些部位随便抽几条子是无大碍的。隔壁村有个母亲打自己的孩子，不小心一条子抽在眼睛上，从此那孩子的眼珠子便终生落下了“萝卜花”，那母亲也因此一生都活在内疚和懊悔中。对此，我母亲没少警告父亲，“不要打孩子的头和脸，一是危险;二是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打脸伤自尊。”

3

母亲没有上过学，这是她一辈子都很遗憾的事。几十年了，偶尔提起，难免还会感慨：“不识字的人就像个瞎子，被人写着名字骂都不晓得。”在母亲那儿，字就是眼睛，是能让人变得清澈的东西。据母亲讲，她原本也很想读书，到了上学的年龄，村里的老师总是跑到她家去，苦口婆心地劝我外公，设法让我母亲去读书，但都被外公拒绝了，理由是家里农活太忙，孩子又多，需要人照顾，母亲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在她身上了。母亲每次讲起这事，总会说：也怨不得谁，那时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年，两个警察追捕犯人，路过我们村，到我家来借宿，母亲做饭招待他们，吃饭时两人把手枪卸下来，藏进我家床铺里，其中一个警察谈起我母亲，满脸的遗憾。后来母亲告诉我们，他就是当年村里那位老师，还说人要有文化才能长出息。

由于不识字，母亲反倒对汉字有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年轻时母亲收藏 “鞋样”，鞋样就是根据脚底板的大小，用纸剪出来的模型。做布鞋前要先做鞋底，而哪双鞋的码子多大得凭借“鞋样”来做。每次要剪鞋样，母亲找到一些纸张，拿着剪刀犹豫，那些纸上的字像一条条生命，她下不去手。试了半天还是觉得不放心，递来问我们纸上都写了什么，她在一旁仔细听着，直到确定这纸像我们说的那样“没用”，才会若有所思地剪开。有时看见地上有皱巴巴的纸片儿，无论多脏，她都会捡起来，展开，将纸上的泥土擦去，边擦还边教育我们说，纸上有字，踩不得，眼睛会瞎。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虔诚，就像那纸上有一座庙宇，里面供奉着一个个威严的汉字。

母亲常说：打铁还望本身硬，人无志气，狗过路都会对你打尿脚（意指什么人都能欺负你）。母亲认为，读书能增长人的志气。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平时说话，条理清晰，滔滔不绝，经常能准确而又生动地援引一些谚语、俚语、歇后语之类的东西，我还算阅读颇广，却很少能在书里见到。比如她教育我们兄弟要团结，就说“人亲骨头香”;形容农活太忙，就说“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嘲讽某人脸皮厚，就说“打不知疼，骂不知羞”;某人没有自知之明，就说“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鼓励我们拼搏向上，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教我们穿衣服，会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狗配铃铛跑得欢”“穿衣不提领，必定是草墩”;讥讽谁的穿着和季节不搭，会说“刺巴林里的斑鸠，不懂春秋”;追问某件事情的起因，会说“没有那颗钉子，挂不上那个瓶子”;讲到责任，会说“牛吃牛背，马吃马驮”;谈到教育，会说“人看自小，马看蹄爪”“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等等。我曾经还萌生过整理母亲“语录”的想法，但最终放弃了，因为她总是冷不丁地说出来，让人毫无准备。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诗歌，竟然是从我母亲嘴里说出来的。她用这句诗来教育我，从小要好好学习，免得长大了后悔。她们年轻时去赶集，一群人被拦在街口，要会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毛泽东思想论集》里面的一些段落才能进入，母亲记忆力好，估计是那时学到的。偶尔她也会背几句《毛主席语录》里面的句子，比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的，背完后看见我们兄妹几人惊羡的样子，她脸上便会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

母亲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感受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她总是对我们兄妹几个承诺，“我不会让你们重复我的老路，你们有本事读出去，无论砸锅卖铁，讨口要饭，读到哪儿我供到哪儿”。事实证明，母亲为了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

4

母亲生于一九五四年，十八岁就嫁给我父亲。刚到官抵坎时，父亲这边连家徒四壁都说不上，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后来“耐苦逃生”（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和父亲一起背土筑房，建起了一进两间的茅草房（也就是我在其他文章里写过的老房子），那就是我们最初的家。

母亲性格刚强，面对屈辱从来都是奋起反抗，这和父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原则不同。我们村有几个妇女，吵架的功夫在上下寨子都是出了名的，母親在她们中间，可以排名前三。她们平时温和而又恭良，可一旦吵架，便会立即进入“战备”状态，端来小板凳往路边一坐，像上班一样，紧接着就指天骂地，巧舌如簧，翻着对方家史如数家珍，有的放矢，刀刀见血，往往都是日出开骂，日落不息。对此，父亲如是评价：我们这个家，如果没有你妈这股泼辣劲，不知会遭受到别人多少践踏。以前官抵坎家家户户都在种烟草，那是村里人最主要的经济收入。种烟草是我见过的最辛苦、最繁琐的农活——刚入冬，人们就会忙着背粪上山，一个一个地装营养袋，播种，盖地膜，紧接着翻耕土地，将烟苗一棵棵移栽到地里，盖土，施肥，薅草，除虫，掰烟花，摘烟叶，一篮一篮地背回家，三片或五片理成一把，并一把一把地扎在烟秆上，然后再送入烤房，烘烤结束后，又要根据每片烟叶的大小、成色等归类，打包，压饼，最后才背去烟草收购站卖掉。一年要十个月的时间，才能将一季烟草的事儿忙完。我们那儿把卖烟叫做“评烟”，一年辛苦到头，就指望着这点烟叶支撑家庭开销，可当方圆几十里的人们把烟叶背到烟草收购站，熬更打夜排队卖烟，一饼饼烟草往秤上一放，什么级别却任由收购员来定，评级越好，单价也就越高。但烟草收购站的人很狡猾，评级时总优亲厚友，那些没有关系的人个个愤愤不平，一想到自己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压榨了，难免都要和烟叶站的人争吵，有时还会打架。每次评烟回来，村里人都会讲起谁谁谁又和烟草站的人吵架了，而这些吵架的人中，总是少不了我的母亲。其实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和人吵架的，她说，“不吵怎么办？不吵你的学费就没了。”

我的母亲身形瘦小，站在人海中瞬间就会被淹没，但她把自己裹成一包炸药，塞进生活最坚硬的地方，若遇到过不去的坎，她会随时点燃自己，为我们炸开一条生路。

5

母亲认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知礼仪，懂廉耻。为此，逢年过节，她总让父亲教给我们兄弟三人一些祭拜祖宗神灵的仪式。可偏偏父亲又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平时只知道像牛一样去劳动，不太注重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因此经常遭到母亲的指责和批评。实在拗不过了，父亲才会按照母亲的指示，似懂非懂地教我们，母亲在一旁看着，发现父亲有教得不对的地方，就会及时纠正。她说，男人是片天，地上的秧苗长得如何，全靠天上下来的阳光和雨水。

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忙碌了半天，终于摆弄出几道菜，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守在桌子旁了，蠢蠢欲动，这时她会横我一眼，嘟着嘴骂道：没家教。我伸出去的筷子悬滞在空中，片刻后又缩回来，羞愧中将筷子放在牙齿上轻轻咬着。母亲看了看我后，似乎觉得过年是很喜庆的日子，不该给孩子难堪，又轻言细语地给我解释道：“今晚过大年，你王家列祖列宗都回来了，我们要先供饭（祭祀），他们吃了我们再吃。你是男孩子，要懂礼仪，将来还要传给你的孩子。敬畏之心不能丢啊，古老古代传下来的东西，其中定有它存在的道理。”母亲说着，我频频点头，她的教育似乎从我这儿得到了回应，于是高兴得往我嘴里塞了一块肉，吩咐道：去吧，和你爸摆桌子供饭。我们按照母亲的指示，沐手，焚香，点蜡烛，摆上三菜（汤）三饭，这时母亲喊了一声，“恭请王家列祖列宗吃年饭啦，旧年转眼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还望祖宗神灵继续保佑你们的子子孙孙，保佑他们身体健康，干农活的五谷丰登，读书的学业有成。”约莫十五分钟后，父亲在地上滴三滴酒，烧上几张冥币，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供桌前，一一躬身作揖，下跪，磕头，起身，反复三次，整个供饭的仪式才正式结束，我们才开始对着一桌子菜大快朵颐起来。

清明节上坟，按我母亲的要求，没有过于特殊的事情，家里所有男丁都得参加。因为我们家族有几十户人家，有些人会在上坟这天找各种理由推脱。母亲说“上坟也是一件认祖归宗的事情”，那些散落在山野中的坟茔，不仅仅是一座坟，它还是我们上游的时间，家族的历史，是我们这些活人的来路。不知来路，不明归处，一个人就会迷迷茫茫地在人间晃荡着，像个孤魂野鬼，没有精神归宿。我们族亲的坟墓在贵州和云南境内都有，不过就在那交界上，几十所坟墓并不连片，全部走完需要一天的时间，经常爬坡上坎的，每每上完坟回到家已是满头大汗。母亲说，再累也要去，人生有起（生）有落（死），作为男人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最终归宿，“有儿坟上飘白纸，无儿坟上草樹青”，只要坟头上一挂青，别人就知道这家人血脉未断，人丁兴旺。

除此之外，中元节也是我看得极为重要的节日。每年这天，我都会写包烧给逝去的亲人，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与怀念。小时候父亲教我写包，总是搞不懂称谓，比如“故显考”“故祖考”“故显妣”“故祖妣”“故伯考”“故叔考”“故舅考”“故外祖考”等等，关键时候还得母亲告诉我们，据说是我外曾祖母教给她的，几十年过去了，她却一点也没有忘记。母亲说，这些包烧了，也不晓得那边是否真能收到，但烧包是活人做给活人看的事，主要是为了言传身教，让子孙后代在这个过程中懂得孝敬老人。

这些年无论置身何方，若能抽身，这三个节日我都会赶回老家去。我和故乡官抵坎的情感就维系在这些节日里了，而这些节日尚能维系我们的关系，就因为那片旷野中睡着我的亲人们———家族的血液流到我这里之前，曾在他们的身上掀起过涟漪。

6

官抵坎多数人的庄稼地离村子都比较远，且不通车路，每逢春耕、秋收农忙时节，无论是背粪去地里做肥料还是从山上把庄稼收回来，每一斤东西都得通过肩挑背扛才能抵达目的地。从家里到地里，轻装行走需要半小时，如果负重一百五十斤左右的话，估计得一个多小时，这样算来，轻装去，负重回，或者负重去，轻装回，一个人每天累得气喘吁吁，其实就只能往返跑四趟。家里七亩地，几十年就是靠父亲和母亲面朝黄土，背负青天，当牛做马扛过来的。生活如此沉重，每天咬紧牙关过日子，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说过泄气的话。有时刚从地里背了一趟回来，坐在地上稍息片刻，脸上的汗珠都还在往下滴，随着母亲一句 “力气是个怪，今天用了明天在”，又起身背上竹箩跟随父亲去赶第二趟了。母亲矮小、单薄，每次背着一百多斤重物的时候，脖子使劲儿往前拉抻，像是她额前的虚空里，有什么正在使劲把她的头往上提，两根青筋从肉皮里跳出来，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绷断，但她仍然顽强地缓慢行走在田间小路上，如果路旁的蒿草或灌木稍微高一些，就会把她淹没了，这时你若看见了，定会生出一种竹箩自己在移动的错觉。

我去母享镇读高中后，家里的农活就很少能够帮上忙了。但母亲的内心是高兴的，五个孩子中，她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丁点希望。偶尔我会回家带一些麦子或者洋芋去母享镇，每次都是母亲抢着背去赶车的。我自小羸弱，平时接触农活也不是太多，母亲心疼我，执意要自己背，我实在拗不过，只能跟在她身旁一道儿走着，随时准备给她换下来，但说了几次，她就是不肯，只顾低着头赶路，脸上的汗水流下来，她边走边扯衣角去揩。后来途中遇到家族里一个身强力壮的堂哥时，他主动要帮我母亲背一段路程，母亲却靠在地埂上，长吁一声，不假思索就把背上的重物换给了堂哥来背。那次我由衷地被母爱所感动，这爱隐秘，甚至有点自私，可它却藏着一股强烈的力量，让跟在母亲身后的我，悄悄擦干湿润的眼窝。

去母享镇读高中那年，我十五岁，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在想来，一个孩子能和母亲朝夕相处的时间也就十五年。十五年，刚好够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而这少年已然接近成人，开始有了欲望和野心，这些东西会促使他一次次张开羽翼尚未丰满的翅膀，在大地上练习飞翔，而当他某一天真正飞起来了，第一个离开的人，就是他的母亲。

7

对母亲而言，我们就是她的“天空”，无论何时，只要她抬头看看这“天空”，原本已经上岸了，但还是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再次游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去。似乎那天空里，藏着她的太阳———灼热而又明亮，有了这太阳的照耀，大地上这个母亲才不会迷惘，她沿着自己的方向，每日都能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即使在泥淖中打滚，也能搅出洁白的浪花。她的刚强，就源于她对这片天空连绵不绝的爱意。

可是某一天，她的天空坍塌了，世界突然熄灭之后，我们反而能清晰地看到，黑暗中的母亲，其实是无比脆弱的人，她蜷缩在泪滴中，像胎儿，不敢再接受人世的分娩，这人世的每一粒尘埃，落在她的身上，似乎都有着千钧之重，把她的每根骨头都砸得脆响。四十岁那年，她的长子在四川西昌打工，溺水死了。也就是这一年，我明显感觉到，上帝偷换了我的母亲，在她的肉身里，塞进去另一个脆弱、胆怯、悲情、易怒、忧郁的人。这比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要悲惨，四十岁啊，尚未真正进入中年，还没有做好迎接崭新死亡的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生离死别也没有保护自己的经验。她若干次央求父亲，或者那些带哥哥出门打工的人，“你们帮我把他的骨灰找回来吧，他一个孤魂野鬼，找不到家就没有投胎的机会了。”她的泪水在众人的沉默中冲出一条条沟壑，将她包围起来，她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像一座孤岛，任何人都难以靠近。那时我们端给她的汤饭，会被她直接扔在地上，嘴里歇斯底里地吼着让我们“滚”。那时她和任何人说话，说不上一分钟，眼泪便会哗啦啦地流， 村里许多婶娘都来劝，有的心好，耐心地陪着她哭，听她倾诉内心的苦楚，而有的才和她说了几句，便赶紧找理由避开了，每每这时，家里的气氛就会凝结为冰点，每个人甚至都不敢大声呼吸，深怕激起她的愤怒，她甚至有可能会戕害自己。那时我十二岁，懂得心疼她了，总在祈祷时间过得快一点，让她尽快走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如我所想，一段时间后，她变得稍微平静了，总说梦见我哥哥向她呼救，或者变成了一头牛。每次和我父亲上山做农活，看见田野中有牛，她就会盯着那牛仔细辨认，有时还会凑过去抚摸，如果那牛对她表现出亲近，她就会流着泪问牛，“你是不是我儿子变的，你受苦了哈，谁叫你不听话，都说了出门的人不要去玩水。”边说边扯草喂牛，深怕那牛吃不饱似的。偶尔她和村里人吵嘴，会跑回家来关起门静静地流泪，她吵输了，那些人都知道她的软肋，吵不过就用我哥哥的死来攻击她———“你有道理？你有道理的话你的儿子就不会冤死为你还债了！”原本母亲还有几分胜算，被人这样一说，立即就变得紧张、胆怯起来，张着嘴不知道要说啥，吞吞吐吐地像个无助的孩子。也是从我哥哥死去之后，她就轻易不敢再打骂我们了，如果真的做错事情，她会指着我哥哥的遗照哭着教育我们，“不听老人言，吹亏在眼前，你看那个短命儿，要是听我的，何至于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哥哥的遗照上落满了灰尘，而我仍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懊悔。一个孩子要死去多久，才能在一个母亲的内心———死干净？

8

衰老夹在时间的皱纹中，押着她赶赴另一个自己，而生活之重似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那瘦弱的脊梁。孩子们长大了，纷纷离开了她，她和父亲生活在官抵坎，任由岁月春去冬来，总守着那个家，种着那几亩土地。若逢吃斋日，她便会一早赶到邻村庙里，烧香许愿，磕头拜佛。她的祈愿也很简单，就是为孩子们求个平安而已。“平安”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但在母亲心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为了它，母亲可以俯下身，在佛前、神龛下一次次下跪。

后来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隔三差五，我们兄弟姐妹会轮着给她打电话。每次接电话，母亲都很慌张，话都才起了个头，她就想挂了，她担心电话费贵，怕浪费我们的钱。有时电话才响起，她就已经提前想好了要说的话，往往都是那几句，“最近好吗？”“挺好的。”“注意身体啊。”“好的。”有一次，我给家里打电话，那电话信号不好，母亲问我身体好吗，我回答了几遍她都听不到，但我能听到她和父亲在电话那端说话的声音。那声音里，我能感到两个战战兢兢的老人内心的焦虑。自从哥哥遭遇意外之后，母亲就成了惊弓之鸟，一点小事，总会往最坏里去想，经常会把自己吓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连夜给四舅打电话，请他带着手机去我家。直到我和母亲再次通上话了，她才如释重负，转忧为乐，催我赶紧找个女朋友。

姐姐和二哥结婚后，他们把孩子送回官抵坎请母亲帮忙照顾，母亲有些老了，已没有年轻时候的精力，但想起孩子们在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也就没有拒绝，这让原本已经变得冷清的家里又平添了几分温情。她的這几个孙子，一个个都有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有时候看见他们围在母亲身边，恍惚是我们又回到了过去，似乎这些年来，我们都还没有长大，时间唯独对付了我的母亲，让她日益缩小，日益老态凸显，日益皱纹横生，日益两鬓斑白。也是十五年后，孙子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她，就像当年的我们长大了，将那离别重演了一遍。两次离别中，人间的剧院人去楼空，只留下母亲苍老的背影，正躬身于舞台上，一点一滴地捡拾时光的残片，孤独而又凄清。

9

父亲病倒以后，开始我们并没有告诉母亲关于父亲的病情，她整天围在父亲身边，喂饭，喂药，悉心照料着，还天真地以为我父亲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辈子的夫妻，生活中难免也有龃龉，但若是谁生病了，对方从来都是关怀备至。我们兄妹几个看着她被蒙在鼓里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几天后，我决定告诉她父亲患的是肝癌晚期，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提前告诉她了，悲痛能有一个缓冲，伤害的力度会有所减弱。那天中午，我和母亲在院子里捣腾杂草，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似乎还心存侥幸，几次问我，“都说善有善报，你爸一生没有做过恶事，是不是医生诊断错了？”但随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败下去，她也只好面对这个现实，只是心有不甘，时常一个人站在竹林那边，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猜测，她一定又是去找菩萨或者我逝世的祖父祖母理论去了，质问他们为啥好人没有好报，为啥没有保佑自己的亲人。

平时母亲恪守善道，对庙中诸神和神龛上的列祖列宗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她活在这世上，经常被命运摆布，总希望通过积德行善，为自己攒起更多的福报，帮她在人间度过一个个难关。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经常有讨饭的人敲开我家的门，又是打快板又是说奉承的话，我们家那时真是自身难保，可不论多少，母亲都会在他们的褡裢里倒进去一两瓢玉米或麦子，她说，“伸手容易缩手难，不是走投无路了，没有谁会愿意去乞讨。”有一次，村口大水沟的木桥被冲断了，我看见母亲独自置身水沟里，浑浊的流水咆哮着卷过她的腰身，她吃力地将粗壮的木棒举过头顶，一根一根地重新架在桥上，那时候母亲就告诉我，修桥补路是大功德，多做能为子孙积福。

事实上，母亲还是没有等到她所祈盼的“福报”，又或者这种“福报”已经降临过而我们没有察觉到。父亲蜷缩在床铺上，瘦得像一个问号，母亲陪在他身边，一直开导他，“事已至此，大家都已尽力了，既然这是你的命，我们再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你就放心去吧，这辈子跟了你，生是你王家的人，死是你王家的鬼，你走后，我仍然会维护好这个家。”父亲逝世后，母亲依然像从前一样，继续打理着山上的农事。有时候从地里回来，还会自言自语，告诉我新逝的父亲，哪片地里的玉米吐芽了，哪片地里的瓜秧牵藤了等等。我们兄妹几个想把她接去和我们一同生活，但都被她严辞拒绝了，为此我们还和她争吵过，而每次吵到激烈之处，她总是指着我父亲的遗照说，“你爸尸骨未寒，我就和你们走了，这满屋的灰尘都没个人来打扫。你们再看看这敞坝里的杂草，已把地缝撕开了，只要人一不在家，马上它们就能长进屋里来，这是我和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样毁了。”我们拗不过她，也觉得她说得在理，便不再强求，任由她独自在官抵坎待着。

这么多年，母亲在这个家里，将她的子女们抚养成人，他们离开了她，母亲在这个家里，将她的孙子们抚养成人，他们也离开了她，母亲在这儿追随我父亲一生，最后父亲也撒手人间离她而去，最终剩下她一人了，坐在空寂的房间里，终日等待，追忆，与四周围过来的荒草对峙。

10

前些年我为稻粱谋，在外奔波，但无论如何，总还是会抽空回到官抵坎看望母亲。所有人都离开母亲后，她在旷日持久的孤独学会了与自己相处，她轻易不会打我们的电话，但当我们谁说要回去看望她时，她嘴里说着拒绝的话，内心却早已在等着。

想来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回老家去看望母亲，傍晚到了镇上，被一群发小拦下，大家也好久不见了，不喝顿酒怎么也说不过去。我从来不喜欢拂人之意，加之发小们再三挽留，盛情难却之下应了那晚的酒，心想吃几杯酒再回家，反正不远，从镇上到我家走路也只需二十多分钟。我向来不甚酒力，却又偏偏喜欢豪饮，尤其酒酣之际，总会由着性子肆无忌惮地频频举杯。也不知喝了多久，我踉踉跄跄离席而去，嚷着要回家看望母亲，几个发小劝阻无用后，要开车送我回家，我虽酒醉，但尚有几分清醒，知道夜间酒后开车容易出事，死活不让他们送。后来我独自摇摇晃晃地从镇上走出去，漆黑的山路上，全凭儿时赶集或者上学留下的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往家赶。行至半道，夜空中竟然雷鸣电闪地下起了大雨，而这时我的酒劲全上来了，加之大雨淋湿了山路，没走上两步，我就会跌跌撞撞地滑倒在泥泞中，然后又借着忽闪带来的光亮，全身泥和泥汤地爬起来继续摸索着往前走，很多次我都觉得自己站不起来了，但一想到母亲还在家里等我，便又挣扎着爬起来，虽然还是会倒下去，但每次站下来和倒下去之间我都又往前蹿了几步，全凭着对母亲的那点挂念支撑着偏偏倒倒回了家。刚进家门就倒在沙发上，糊里糊涂地说着酒话。那晚因为打雷，全镇都停电了，母亲在惊遽中点亮油灯，彻头彻尾地把我数落了一顿。此后无论我在哪儿，母亲总是会在晚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一旦发现我喝酒了，就会枯坐在老家等我，直到确定我是清醒的并且安全到达住处了，才会睡去。这么些年，我在她心中从未长大，仍然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需要在母亲的指引下才能步入正途。这让我想起更早些的时候，我在母享读高中，期末趁夜回家，一路上大雪纷飞，走到分水岭的时候，所有道路都消失于雪原之中。我迎着寒风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在垭口上看到山脚下的仁和镇，它的灯火在远处的夜空下撕开一道豁口，而在那豁口中，母亲为了等我，已将时间坐出了一个窟窿。我一鼓作气，在雪原上重新开路，朝着我们镇上的方向疯狂地奔跑。

两次等待，隔着十多年的时间，我似乎一直都没有抵达过家，而母亲似乎也一直都没有等到我，我依然在归途，而她依然在等我。

11

母亲独自生活在官抵坎，我们兄妹几个都不放心，总觉得要是有个伤风感冒的，给她倒杯水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再次重提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想法，这次争吵得很激烈，她最终妥协了，勉强答应了我们去昆明居住。那时我在镇雄县安尔中学教书，仅有一间狭小的宿舍，母亲来了没法儿住，而她的其他子女都在昆明，那儿家人多，她换着地儿待，生活不至于太单调。走的时候，她随便在老家门上挂了一把锁，地里的庄稼也任由它自己生长，只是带上了我父亲的遗照和简单的行李。半个月后，我去昆明开会，顺道去看望母亲，她独自待在我妹妹家里，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她自己人生地不熟的，也不敢到处乱走，所以每天只能看看電视，或者走到窗台边往外张望，有时窝在沙发里打瞌睡，醒来就掰着手指头发呆，或吞吞吐吐地说想回官抵坎了。我看着她实在太孤独了，心一软，又答应她回老家去生活，再怎么说，官抵坎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相比之下，她在那儿确实会自在很多。就这样，她带着我父亲的遗照，又回到了官抵坎。

可才过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端，痛得嗷嗷直叫，问她怎么了，她也讲不清楚。我请村里的亲戚开着车将她火速送往县里的医院，我也慌忙火急地打着车赶去半道上接她。刚一见面，她就气若游丝地告诉我，她有点钱藏着家里的某个地方了，如果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让我务必记得去找出来。她头发凌乱，泪水和汗水淌了一脸，整个人在我怀里蜷缩成一团。刚到医院门口，我就急匆匆搀扶着她去了急诊科，她叫苦连天，疼得翻来覆去，我在一旁心急如焚，恨不能分担她的痛苦。足足痛了四个小时后，医生才赶来为她诊断，结果是胃穿孔。第二天，我姐姐妹妹也从昆明赶来镇雄县医院和我一起陪护母亲。护士将她送入手术室的时候，让家属签字，我拿着笔全身颤抖，一年前父亲在这个医院住院时，也是我签的字，可后来他历经病痛百般折磨才气绝于人世。目送母亲颤巍巍地走进手术室后，门刚一关，我便情难自已，蹲在走廊上哭起来，隐忍而又哀戚。我那时想，苍天难道真的如此残忍，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带走我的两个至亲之人吗？所幸的是手术很成功，半个多月以后，母亲就出院了。

在她住院期间，为了让她断了回官抵坎的念想，我和二哥把她喂的鸡和猪全部送给亲戚，把家里的土地全部送给寨邻，我们甚至把家里回风炉的管道取了，找来木板和钉子，把所有的门窗都封起来。这回她也觉得需要人照顾，也没有阻挠，抱着我父亲的遗照，默默地坐上二哥的车去往昆明了。几个月后，她的伤口痊愈了，她再次告知我们，她要回官抵坎住，口气极为坚定，大家虽不愿意，但也没有勉强她。如此，生活几番起伏，终又回到了平静之中。

12

二〇一三年，我调进镇雄文化馆工作，并结了婚，两年后儿子出生，为了照顾小家伙，母亲搬到镇雄城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镇雄城离官抵坎有九十公里，她每隔十天半月就回去看看，在官抵坎住上一两天又返回城里来。以前她总担心和我们住在一起，整天无所事事会很无聊，而现在不用担心了，我儿子有大把的时光足够她消磨。母亲毕竟抱大了两代人，那怀抱就像一个窝，躺在里面会感到很安全、舒适，有时妻子抱着儿子，他总是哭，但只要母亲将他接过去，小家伙马上就闭嘴，并且很快就会在母亲的怀里睡着，甚至还会发出匀称而又轻微的鼾声。母亲每天抱着孙子，虽有些辛苦，但心情总是愉悦的，她觉得孙子亲近她，所以她也不再想着要回老家了。三年多以后，儿子上了幼儿园，母亲闲下来了，有一晚她找到我，母子俩敞开心扉聊了很久，她说：“大小官抵坎那儿是个家，有我在，你们随时可以回来，我要不在了，你们想回都难了。”听着母亲的一番话，我在想，人生在世，不就图个自在吗？遂当即答应母亲，以后她喜欢在那儿生活，只要舒心，我们不再干涉。母亲目前住在官抵坎。她在房前屋后的院子里，种了些土豆、白菜、辣椒等，有时还会给我们捎来一些。看着那些带着露水和新鲜泥土的蔬菜，我在心底由衷地佩服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无论世事晃荡，命运颠簸，生活几多险阻，都被她的坚强、柔韧、慈悲一一化解，并最终还会像土地一样，不计任何回报，呈现给我们朴实、宽厚、沉默的爱。

2020年6月20日? ?昭通镇雄

【作者简介】王单单，原名王丹，生于1982年，云南镇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16—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首届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驻校作家。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云南文学艺术奖等。2020年底被中国作协办公厅、中国作协创联部联合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出版诗集《山冈诗稿》《春山空》《花鹿坪手记》、随笔集《借人间避雨》等。现供职于云南省作家协会。居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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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7